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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地位之形成

浏览次数:  • 2017-07-19

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地位之形成

一 导 言

对于孔子之如何有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之崇高的地位,自民国以来,有一种流行的一般说法:是谓孔子原只不过先秦诸子之一,或先秦哲学家之一;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之崇高地位,乃由历代帝王,或其他在政治上,居上层地位的统治者,特别提倡而致。而或者更说:乃初由汉武帝之罢黜百家,独尊孔子,遂使二千年来之中国文化思想,皆不能跳出孔子之范围,而停滞不进。这种流行的一般说法,亦似有若干证据,加以支持。如历代帝王多赐孔子以封号,并建修孔庙,唐宋以后之政府,以孔子所传之经书考试;由考试出身者,即学而优则仕,以为政府官吏;以及孔子有政治上之君臣等级名分思想等,均似足以证明:原只为先秦诸子之一的孔子,其所以有此崇高的地位,要在由孔子思想之适合政治上之统治,而为帝王所提倡。由此而今之中国便不应再尊崇孔子,以使历史倒退。此说乃由清末至民国初年而逐渐形成,到处流行。迄今仍有若干中国知识分子说:孔子不过先秦诸子之一,推倒了儒家的孔子,仍有其他先秦诸子,亦仍有中国之其他学术文化的存在。然而实则推原究本而论,此一般流行的说法,自始即全属似是而非。


孔子在民国以前,初亦并非只被视为先秦诸子之一或只一儒家,孔子亦尚不只是一今所谓狭义的哲学家;而是被视为先圣、先师。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地位之形成,初亦不由于帝王或政治上居高位者的提倡,却是主要赖于孔子之弟子后学,及后来各时代在不同的学术文化领域中兴起的特出人物之尊崇。而这些人物之兴起,则经常是当其个人居贫贱之位,在困厄忧患之中,或整个民族生命,文化生命,遭遇艰难挫折,人心危疑震撼之时。由对孔子之教,有种种不同之体悟,而自动兴起;求对孔子之学与教,上有所承,下有所开;而后二千五百多年来,中国人对孔子之尊崇,乃历久而常新,相续而不已。孔子与中国之历史文化,亦以万缕千丝,密密绵绵,以相连接,如血肉之不可分,以形成一整个之中华民族之文化生命。至于历代帝王之尊崇孔子之种种政治上的措施,只是顷历代之人心之所向,而不得不然;至多只是形成孔子之崇高地位之后来的助缘。故说孔子之地位,乃由政治上之统治者之尊崇而致,乃倒果为因,一无是处。本文即将就上文所已标出之结论,简单加以说明,以辟除扫荡此一般流行的观念,然后孔子之学,可得而讲。

二、先秦诸子之渊源于孔子、孔子弟子,及诸子对孔子之推崇与孔子在中国学术文化之原始地位

我现在先说,自清末民国以来,一些人之于孔子,只视为先秦诸子之一,或一儒家,或一今所谓哲学家,即尚不是真正适切的,以前人与今之有识者对孔子原不如此看,将来人亦可不如此看。照班固承刘向《七略》而著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说,九流中之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孔子却并不列在儒家之中。儒家中有孟子、荀子等,而无孔子。又班固于论述九流中之任一流时,都说其学合于孔子所言或所传之六艺之教之一端。如说名家合于孔子言正名之旨:法家合于易之“明罚饬法”之义;阴阳家合于书经中羲和之“敬授民时”之义;纵横家合于孔子贵“使者”之义,农家合于孔子“所重民食”之义;小说家合于孔子“虽小道必有可观者”之义;道家合于“易之赚慊”之义。但班固并不说孔子为九流之一。班固乃以孔子之学,上承六艺,下统九流,此说几为由班固至清末之学者所公认。宋明儒者更进而称孔子为至圣先师。直至清之章实斋虽以先圣称周公,仍以先师称孔子。只在清末至民国之一些学者,以西方希腊之文化之情形,比例中国先秦文化之情形,才以孔子只是诸子之一,如苏格拉底为当时之哲人之一。于是有以孔子与老子并立,为先秦南北两学派者;有以孔子与墨子并立,为儒、墨两学派者;更有以儒、墨、道三派之思想,以至儒、墨、道、法四派之思想,皆是并世而生者。但是墨子后孔子而生八十年,著《老子》书之老子,近人考其年更后。《晏子》、《管子》书,乃托于晏婴、管仲,非管、晏自著,亦已经论定。我们亦不能再说晏婴是墨家、管仲是法家。则自历史年代看,墨子,及著《老子》,《管子》、《晏子》书者,即皆后于孔子,不能与孔子并称。我之《中国哲学原论》,本以论中国哲学义理为主,而不在论哲学的历史起源。但我纯从哲学义理上考察的结果,却逼使我不能不再重归到此传统之孔子地位之说:初只有孔子之上承周公之礼乐之教,而由孔子之学,乃有后来之诸子之学之次第兴起。在孔子时,亦无所谓南北二学派思想之对扬,或儒墨两派思想之对扬。但孔子之思想,除其知天命一面外,乃有“行义以达其道”以治人、安人;及“隐居以求其志”以修己之两面。依孟子说,古代之伊尹“五就汤,五就桀”,必求达其道于天下,为圣之任,即重在治人。但伯夷之重自洁其身,高尚其志,为圣之清,便重在修己。孔子则兼而有之,当进则进,进以礼;当退则退,退以义,为圣之时。看墨家之倡贵义以合天志,本义道以利天下,摩顶放踵,亟亟于救世,正近伊尹之圣之任,亦正是顺孔子之思想之“行义达道”之一面而发展所成。道家避世,以自洁其身,高尚其志,更游心于天地之道,万物之初,则正是顷孔子思想之“隐居求志”而发展所成,而近于伯夷之圣之清。至于由孔子,而墨学,而道家之思想之义理的线索,及如何传承之历史线索,自不简单。此我在《原道篇》一书卷一,已有大体之说明。今不复赘。至于法家,则更为后起。其源亦有可溯至道、墨、儒思想之一方面者。然其根本精神,则要在纯以法、术、权势,成就一极权专制的政治。至于此外之先秦诸家,亦莫不后于孔子,亦皆有可考其渊源于儒、道、墨、法之四家之处。要之,中国先秦之学术思想,皆可说以孔子为先驱,而次第开出。故如以孔子为诸子之一,亦当谓孔子为诸子之祖。但诸子之祖,亦可不视为诸子之一。此盖即以前人不以孔子为诸子之一,而只以之为儒家之宗师,为先师、为先圣、为圣哲之理由所在。


我在上文之所以要重提出传统之对孔子的看法,并不以孔子为诸子之一,亦即所以矫正一般之以孔子只是一儒家的哲学家的看法。如孔子只是一儒家,则孔子之地位与他家应平列,如孔子非圣哲、只是今一般所谓哲学家,则哲学家之地位与科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之地位亦平列。平列的地位,即是相对,而非绝对。而孔子之上承以前之六艺、夏商周之文化,为保卫文化之传统,而尊王攘夷,以及其开创后来之诸子之学的历史地位,则是一独特、而唯一无二的;因而亦可说是绝对的。孔子自然是儒家的宗师,但孔子未自标为儒家。孟子以孔子为集先圣之大成,亦未明说孔子为儒家。苟子乃以周公、孔子为大儒。但在苟子心目中之大儒,乃“知通圣王之道”之“全”者。此儒功;非只是九流之一、诸子之一的儒。我所以要辨明此点,是为了说明孔子之所以有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之崇高的地位,初并非只因其开创一派哲学而致,并非只因后世之儒家的哲学家加以推尊而致。孔子之所以有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乃由于孔子之弟子,及其学术上后辈,—一如后来之道、墨、法家之徒,以及后来之一切学术文化上的特出人物,所共同尊崇而后致。我们必须有此认识,然后知孔子与整个中国之学术文化不可分。并知孔子地位之形成,非只孔子个人之功,而同时是后代一切尊崇孔子的人之功。孔子的伟大,亦非只孔子个人的伟大,而是整个之中国学术文化生命的伟大。反过来说,则侮辱孔子,亦侮辱一切历代之尊崇孔子的人,同时侮辱整个之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生命,而对孔子的反叛,即对整个中华民族之学术文化生命的反叛。


孔子在生前当然有人加以毁谤,如《论语》所说之叔孙武叔即谤孔子。但《论语》亦记太宰问子贡“夫子圣者与?”亦有人以“天将以夫子为木铎”称孔子。然孔子之道,并未大行于当时。孔子中年后,流亡异国,《史记·孔子世家》说其“垂老温温无所试”,乃归鲁。其殁时,只鲁哀公有“天不恕一老”之言,加以吊唁而已。孔子之铎音,实际上在当时只使其少数弟子,有其心灵之醒觉。《史记》说孔子之学生有三千人,只推想其辞。后人所能考得者,不过百数十人。而实际上经常与孔子同游弟子不过十余人。但孔子死后,据《孟子·滕文公章》所载,其弟子皆庐墓三年,比于亲丧。三年期满,“门人治任将归,人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此孟子所说孔子死后弟子庐墓之事,即证孟子所谓“七十子之服孔子”乃“心悦而诚服”,绝非虚言。《史记·孔子世家》据《孟子》载,子贡为孔子庐墓三年之后,更说“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射、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对此一段文,我们应当郑重地加正视。由此一段文,我们即可知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之地位,乃先由孔子弟子及民间的人衷心崇敬其人格,而自然建立,而与当时之政治上之时君世主,毫无关系。


《史记·儒林列传》又载“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此孔子之弟子散在天下,而其弟子之弟子,为王者师,正表示孔子之教泽流行,以影响及于当时之学术文化与社会政治,乃次第由微而著,非一朝一夕之功。其中之田子方为道家之徒,禽滑厘为墨家之徒,吴起乃兵家法家之流,此亦可证前文所说道、墨、法之流,皆后孔子而次第兴起。故孔子不特为孟子、荀子所推尊,即墨子非儒,亦说孔子之言,自有其“当而不可易”者(《墨子·公孟篇》)。墨子只非儒家之礼乐,故责孔子之“盛容修饰”、“强歌鼓舞”。但墨子称诗书,尚仁义,明承孔子之教而来。故《淮南子要略》谓墨子乃初“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而在道家之徒,如庄子之游心于天地之道,万物之初,自不以孔子所言之仁义礼乐自足。然他对孔子之人格德行之境界,则亦多推崇。如就《庄子》内篇而言,则如《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诸篇,对孔子与其弟子颜渊等之人格、德行之境界,皆倍加称道。庄子之学与颜回之学,明有相契应之处。唯在《庄子》外篇如《盗跖》、《渔父》等,乃多贬抑孔子之语。然此诸篇,昔人皆已谓其非庄子所著。而外篇中如《秋水》、《寓言》、《达生》、《田子方》等数篇,亦皆有尊崇孔子之语。至于在后之法家,如韩非,则其论政尚刑罚,固更显然异于儒者为政之重德化者。但韩非子于其《外储说》中,亦数次说到孔子亦不去刑之事。此固意在借孔子以自重。但亦同时证明在韩非子心目中,对孔子尚存敬意。《韩非子·五蠹篇》,谓“仲尼,天下圣人也,……鲁哀公,下主也,……而仲尼反为臣”。其意原是在证明仲尼之仁义,不敌鲁哀公之势,而成其贵权势之论。但其贬哀公为下主,称仲尼为圣人,亦正见其深心,未尝不尊崇孔子。要之,孔子后之道、法、墨诸家,以及其余先秦诸子之思想,自与孔子有所异。然对孔子之言行,则皆各有所称述。孔子在先秦之历史文化中之地位,亦即先由此时人之共同称述其言行而奠立。固非只由儒家之徒之推崇而建立,更非由当时之周王,与时君世主之推崇而建立也。

三、晚周、秦、汉之儒学,汉代之纬学、史学,与孔子地位之进一步的形成

由孔子之弟子施教四方,孔子为当时人所共推尊,故由晚周至秦,而宗孔子之学者,仍相继不断。除人所共知之孟荀书,为孟子荀子所著者以外,自来对于其他之儒书,如《礼记》中之《大学》、《中庸》、《乐记》、《礼运》、及《易传》、《教经》等,为何时人所著,原有问题。此渚书皆规模弘远,气象阔大,内容充实而有光辉。今人若觉《论语》所记孔子之言,过于简淡,不得孔子之旨者,正宜先看此诸书。若照汉儒所说,则此诸书皆孔子答其大弟子之问,而为此诸弟子所记。如谓《礼运》为子游记,《乐记》子夏记,《大学》、《孝经》为曾子记,《易传》商瞿所传,《中庸》则孔子之孙之子思著。但经宋代儒者以后至今人之考证,却于此提出种种问题。今之学者,乃多不信此汉儒之说。此则讲来话长。简单说,此诸书中引及孔子言者,恒冠以“子曰”二字。至少可见其余未冠“子曰”二字者,非孔子所明言。汉儒之谓为子游、曾子、子夏等所记者,亦可只是推想之辞。汉儒之必谓此诸书,皆孔子所说,弟子所记,乃因其必欲确定诸书之著者,并由此以推尊孔子,及其弟子。但我们不说此诸书为孔子所说,弟子所记,亦并不是谓孔子不能说此诸书所说,亦非即贬抑孔子。实际上,就此诸书之内容说,皆可为《论语》所记孔子之言,及此诸书中明说为“子曰”者之所涵。孔子亦当自能有智慧,以说此诸书之所说。但此却不证明只有孔子能说此诸书中的话。作为一伟大的教师的孔子,应当使其弟子,以及弟子的弟子,亦能将孔子明说者隐涵的意义,加以发挥,而更明说之者。所以,在我个人对于坚主此诸书皆孔子所说,弟子所记者,固不顾多所争辩。人一定要如此说,亦未尝不可,因总是一孔子之道。但认为若从历史考证看,则我仍偏向在说此《礼记》、《孝经》、《易传》之书,乃孔子之弟子,或弟子的弟子之所著。其成书当在晚周、秦汉之际。


今说此诸书之言,非由孔子所明说,孔子之直接的弟子所记,而使我们不能确定此诸书之著者,自会使人觉有一遗憾而不满足。但是我们于此可从另一面去想。即正因我们不能确定此诸书之著者,我们更可对此诸书之著者,只求发挥孔子之道,而不求传其个人之名的精神,更加以感佩。所以我在《原道篇》说:著此诸书者,乃是晚周、秦汉之际“遁世不见知而无悔”之儒家中之贤者,亦天下大乱、秦政暴虐之下豪杰之士。而除了著此诸书者外,参加秦代《吕氏春秋》之编著者,及汉初《淮南子》一书之编著者中,同样有不少儒家中之贤者,而名不见经传者,然后有《吕氏春秋》,《淮南子》书中之儒家思想。这些儒家之土,念念不忘孔子之言,对孔子之学,力求加以保存于秦汉之政之下,以传孔子之名声于不朽,而他们自己,则宁隐姓埋名而不惜。此正见他们之伟大处,而更值得我们之无限的感佩。若莫有他们,孔子在秦汉之后的崇高地位,亦无由建立。他们只是一些社会民间上之无名的人士,显然说不上是有任何政治现实上的势力。


在秦政的暴虐之下,始皇焚书坑儒。而首先反抗秦王,而造反的陈涉,则《史记·儒林列传》载其好儒术。陈涉称王,而鲁诸儒,持礼器往归之。陈涉又立孔子后人孔甲为博士。显然此时之儒家思想,只存于社会民间。汉高祖初起亦看不起儒生。过鲁时,乃以太牢祭孔子;其得天下后,乃听听陆贾之以仁义之道治天下的话。然汉初之政,仍杂用黄老与申韩,儒家思想并不得势。董仲舒之贤良对策,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孔子,不是在百家之中独选一孔子,而压制他家之学术思想,只是因孔子原不被视为百家之—,而是上承其前之中华文教,为诸子学术之共源。罢百家尊孔子,即谓须尊此学术共源,以立国本,不可只以一家之言如纵横、黄老、申韩之言,为政教之本。故尊孔并未阻止当时他家学术思想之在社会流行。但董仲舒之要汉武帝“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则是针对汉武帝之急功好利而说。汉武帝虽采纳了董仲舒之设立五经博士、博士弟子员之议,但对董仲舒所讲之孔子之道,并未真正相契。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之三十弋文质改制之篇,明主张王朝须更迭而兴,有如阴阳家之五德终始之说中,言—朝代之德既衰,则有新朝代继之而起。此乃本于孔子、孟子、荀子,皆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命无常、得乎丘民为天子,其尊君只是尊得民心之君。故孔子称尧舜之禅让,孟荀皆称汤武之革命。阴阳家及董仲舒之说,皆承此而来。后董仲舒之弟子眭弘,更明谓依其先师之教,劝汉帝应“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自封百里”(《汉书·眭弘传》)。此董仲舒之思想,显然非只为汉代之君王设想,亦非为维护一家一姓之统治权而有。汉武帝立盐铁由政府专卖之法令,以与民争利。但到汉武帝殁后,昭帝宣帝时期,却有贤良文学之士六十余人,与当时之政府中之丞相、御史大夫之一大辩论,记在桓宽《盐铁论》一书。此贤良文学之土,正是本董仲舒之贵民、爱民之儒家思想,以反对当时之丞相御史大夫之只求富国,不求富民之法家思想,而主张取消盐铁由政府专卖之法令者。此令亦终废。此即证明董仲舒及贤良文学之士所代表之儒家思想,与汉帝及政治上居高位者之法家思想,正处于一对反的地位;而以其所持之“理”,与居政治高位者之“势”相抗。则试问今人之说儒家思想,只是为专制帝王服务之说,如何说起?说此董仲舒之推尊孔子,是为投帝王之所好,或说孔子之地位之提高,乃由汉武帝之听信董仲舒之独尊孔子之言而来,又如何说起?汲黯明说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武帝何尝真正尊崇孔子?董仲舒与贤良文学之土,皆是在政治中居下位,而为孔:子之道奋斗的人。由他们之奋斗,而后汉代之儒学之地位、孔子之地位,日益提高。后来之儒家学者继出。至东汉之光武,因尝为太学生,故能更崇儒学。而有顾亭林《日知录》卷十三所说之东汉之风俗之美,见:广东汉之末之讲学之风之盛,‘气节之土之出。此是儒家之影响及于政教,而固非儒学由汉武帝表面之尊尚,而盛兴之谓电。


孔孟荀以降至汉之儒家思想,与中国历代之现实政治之关系,当然是极复杂的。儒家自然莫有建立现代的民主选举制度,以前的中国,亦无行民主选举的社会条件。儒家原亦主张天下国家在平时应有君臣名分的维持,以建立平时之社会政治的等级次序。但依儒家之理想,是力求人之贤德与才能之价值秩序,与社会政治上之等级秩序,互相配应。在其不能相配应,而君主无道时,则主张禅让与革命。故就现实政治对儒家思想之利用说,则儒家之言 君臣名分,固可为君主、官僚,所利用为维持其现实政权之工具。


然儒家之禅让,亦可被权臣利用,来逼使君王让位。如由汉让位王莽起,而魏受汉禅,晋受魏禅,直至宋、齐、梁、陈,皆借儒家之禅让之名,以行臣代君,而改朝易姓之实。而在另—方面,儒家劝;主张在上位无道时,在下者可以叛上。《论语》中记:公山弗扰叛,与佛反叛,孔子皆尝欲往。无论孔子之目标何在,总是许此下叛上之事。《墨子·非儒篇》更记孔子之弟子为臣,而处处叛上之事。陈涉亦好儒术而革命。直至清末之苹命,仍本孟子之民贵君轻之说。在儒家思想,兼有维持君臣名分、禅让、革命三者。无沦人要三者之任一个,皆可以儒家思想为根据。儒家于君王、臣、民,并尤偏袒;君有道,则尊君;君德衰,则当禅让;君无道,则人民得而诛之。儒家只是坚持人之“道”与“德”,为政治之标准理想所在。至于要加以利用,昏君要固位,权臣要篡位,暴民要作乱,皆可取片面的儒家之言为据。但我们须知世间任何好的思想,无不可被利用。于此,被利用的孔子所传之儒家思想,可不负一切责任,孔子之地位亦不因之而动摇。


然我们真要了解孔子在中国历代文化中之地位之形成,更当自宗教思想、史学、文学、哲学之各方面看。此乃属于儒家之广义的“师道”之内者。譬如在汉代,孔子之地位之提高,便应追溯在纬书中所传之孔子。此纬书,乃一儒家思想与阴阳家方术之:上思想之混合品,而表现汉代之民间知识分子之宗教思想,而只假托诸孔子者。在此纬书中,孔子被神化为天上之黑帝所诞生;孔子作《春秋》而“天雨粟,鬼夜哭”;孔于预言秦之必亡,亦为其后之新时代立大经大法。由此而衍成汉人之孔子为汉制法之说。此孔子在纬书中之被神化,有如耶稣之在《新约》中被神化,皆约在二千年前。但耶稣初乃神化为—赎罪者,而非判罪之审判者。必俟下次耶稣再来,耶稣乃成为审判者。而在纬书中,则孔子直下神化为一历史政治上之大事之判断者,却非判断个人之罪者。此孔子由被神化,而地位提升在—般人王之上,乃—般人民祟信孔子者之功。亦如耶稣之被神化,而为万王之王,乃一般人民崇信耶稣者之功。如顺纬书中之孔子之思想而发展,儒教亦可变为宗教。但依中国之人文思想,中国之学者不能相信纬书中之神化孔子之论,而纬书之说被张衡、桓谭等斥为妖妄,更为王允所详细评论。然而纬书中“孔子为历史政治之判断者”之一观念,则为汉代之春秋家与史家之所共同承认。由此而汉代有《春秋》三传之学之兴盛,孔子为“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大”之“素王”之说;亦有空前的史家,如司马迁、班固等之降生。


汉代之诸子,固无反对孔子者。其经学家,对孔子所传之六经,亦视若神圣。但对孔子之精神人格,真能相契会,而加以赞颂者,则莫如司马迁。于司马迁之《史记》之定孔子为世家,后人之评沦不一。此所谓吐家,明不同于其余一切之世家。此乃—文化学术的传承所成之世家。孔子不能列为本纪,视为帝王,因孔子原非帝王。帝王只是—时代的政治元首,亦限于一时代。以孔子为世家,则孔子之教纵贯历史各时代,而显其长久的意义。司马迁学孔子作《春秋》之意,而作《史记》,亦寓其个人之褒贬,于其书之体例,及赞颂之文之抑扬语气中。司马迁《史记》自序述其先人之言曰:“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司马迁为李陵事,与汉武帝争辩而—下狱,受腐刑。由其与任少卿之书,可知其对汉帝之怨愤。则汉帝不足当司马迁心目中之王者。王者不兴,而《史记》—书兴,即足承孔子后之五百年运。此即司马迁之抱负所在。司马迁之《史记》,为后世史书之祖,司马迁以作此《史记》,表示其对孔子之精神之承继与崇敬。后之班固,则更对司马迁之过于尊重处上游侠等,有所不满,而—意尊儒,以孔子之言,衡定诸子之学之价值。然而孔子之地位,亦即由此司马迁、班固二史家之共同推尊,而更提高。于是后世之——切史家,亦更无敢轻谤孔子者。我们今天说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之地位之形成。亦决不能抹杀此中国之史学家之功。

四、魏晋玄学家之以孔子为圣人之标准,及孔子在佛道二教中之地位,与魏晋至隋唐之文学家对孔子之尊崇

从魏晋至南北朝隋唐;其经史之学,只承两汉之绪,无大开创。在纯学术思想上说,则此时是玄学佛学的时代。此乃前所未有。而在一般文化上说,则此时代是文学、艺术、宗教兴盛的时代,亦前所未有。一般说,玄学清谈老庄,佛学只崇敬释迦。但我们不能忽略在魏晋玄学家,如何晏、王弼、郭象等,虽讲老庄之学,但同以孔子为圣人的标准。汉人经学重五经,而不重传记。《沦语》之记孔子之言行者,乃在传记中,只扬雄作法言拟沦语,见其对《论语》之重视。他人之著,亦时有引及沦语者。汉人对《论语》之注疏之功,并不多。何晏乃为《论语集解》,而由孔子之言行,知孔子之圣,在“实体而无不言”。诸玄学家看老庄,只以“言虚无”之义理胜。《世说新语·文学篇》记王弼说“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为训,故言必及有。老底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此即谓老庄言无,正证其有不足。郭象《庄子序》虽亟称庄子,但亦说其“未始藏其狂言”。亦即谓庄子尚未至圣人之无言之境。故“不经”而为“百家之冠”,百家之冠,亦百家之——而已。此魏晋玄学家心目中之“为圣人之孔子”之境界,自不同于汉代经学家、史家、纬书中之“为圣人之孔子”。但劝;不能说孔子之人格精神中,定无此玄学家所想之一面。孔子自谓“空空如也”,“予欲无言”,自喻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正即当时玄学家所理想之“体无”“生而不有”之圣人境界。故亦不能说此诸玄学家对孔子之学,无所契会。玄学家谈义理,自多本老庄;然谈圣人境界,仍以孔子为标准;值得大家注意。本来淡义理之玄学,即是一种哲学。这些玄学的哲学家之伟大处,则在其谈哲学、谈玄学,而知有其上之孔子之圣人境界,非玄学非哲学者。故对此玄学家之谈玄,后如范宁等,虽视之为清谈误国。但由他们之仍推尊孔子于老庄之上,即亦不能说他们背叛了孔子。而我们亦可由此玄学家知有:在一切玄谈之上之孔子之圣人境界,而亦有将孔子之地位,更加以提高之功。


至于佛学之人中国,自然另形成一学术宗教的潮流,亦与中国原有之学术宗教,发生若干激荡、若干冲突。佛教与道教间,尤多争执。但佛学在印度初起时,乃是反对印度传统之宗教文化者,后亦终为印度人所排斥。然佛教到中国,对中国之学术文化之传统,初却并未取一味反对、贬斥的态度。此亦如基督教初兴起于西方时,乃对犹太教叛逆,与希腊罗马之宗教与哲学及回教思想,初皆互相斗争。而明清之际之基督教,传人中国,虽反对当时之宋明理学,却亦先自附于中国之古儒真教之列。佛学人中国,中国人终将印度之佛学,全部容纳消化。此历史,说来话长。简单说,譬如第一个融化印度佛学,而以中国文字,系统的论述佛学的学者,是僧肇。在僧肇心目中,即以孔子、老庄,与释迦之圣心境界,本质上无差别。故其书中处处以孔子、老庄之言,与佛家《般若宗经论》之言,互相证明。后来之吉藏、智觋等,乃始贬抑老庄。但对于孔子之五常,智觋于《摩诃止观》卷六,曾说其与佛家之五戒相通。后来颜之推之《颜氏家训》,亦承之而言。智觋于《维摩诘经玄疏》卷一,又本《清净法行经》,说孔子为大乘菩萨之化身,乃佛所遣,先来中国,开中华礼义之教者。后之华严宗之澄观之《华严疏抄》、圭峰之《圆觉经疏抄》,均喜用儒家经籍语,以说明佛理。如澄观《疏抄》以易之天道喻正觉,人道喻有情,地道喻世间。圭峰《疏抄·序》,以“元亨利贞,乾之德也”,喻“常乐我净,佛之德也”。宋天台之智圆,自号中庸子,主儒佛之教并行。契嵩遂有系统地论儒学之书。宋之禅宗之宗呆,则深叹儒学之衰微,望为佛学者,改头换面,以振兴儒学。至明末之德清、智旭,而为《中庸》、《易经》作注,以明儒佛之道原来不二,正如僧肇之所思。当然一般说,在佛教徒心目中,释迦之位第一,孔子只居第二。如在道教徒心目中,老子居第一,孔子只居第二。后来明末清初西方基督教人中国,则以耶稣居第一,孔子之位仍居第二。然而在孔子之徒看来,则于此等事,可并不以为怪;亦可以加以容许,加以欣赏。佛教徒当然应以释迦为主,为第一;道教徒当然要以老子为主,为第一;基督教亦当然要以耶稣为主,为第一。孔子对此诸教徒之言,自非主而为宾,宾则为第二。但是佛教徒与道教徒,却互相排斥。基督教在明清之际人中国,又与佛道二教互相排斥。佛道二教,互视为异端邪说。基督教与佛道,亦互视为异端邪说。异端邪说的地位,则不在次第之列。只有孔子在中国任何宗教中,皆确居第二之位。孔子名仲尼,仲即是第二。今日之轻薄下流之文土,以孔老二之名侮辱孔子,实则此侮辱不了孔子。此孔子之第二的地位,贯通于中国—切宗教中,使其皆得并存于中国文化,则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仍居中心的第一之位。故此中国佛教徒、道教徒与后来之基督教徒,于其教主之外之推尊孔子,同有助于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之建立。所以由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之佛道二教之盛兴,而孔子在此二教中屈居第二之位,孔子之徒亦不必以为即孔子之地位受贬抑之证,而致其叹惜。孔子之徒,原当有此雅量,到了佛寺、道观、教堂,即自视为宾客,任和尚、道士与神父、牧师为主,自居于第二之位。这才能表现孔子之教中视“道并行而不悖”,而“无所不容”的风度与气概,同时我们还要知:此亦正是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得居中心的第一地位之理由之所在,而当更对佛教、道教、基督教徒,皆以第二之宾位待孔子,加以感谢才是。


魏晋南北朝隋唐之思想界的声光,在玄学与佛学。传统的经学儒学之著述,有功力而无精彩,亦无所贡献于孔子之历史地位之提高。此时期之君王,亦并不特尊崇儒学。唐代君王更特尊道教与佛教。但是在此时期,却有若干文学家,文学批评家,深心崇敬孔子。此文学批评家,可以作《文心雕龙》的刘勰为例。刘勰后出家为僧,亦为《文心雕龙》一书之著者。此《文心雕龙》在文学批评中之地位,如司马迁之《史记》在中国史学中之地位。司马迁后孔子五百年,而意在以史学承继孔子;刘勰又后司马迁五百年,而意在以文学理论承继孔子。刘勰之论文学,自然亦有若干取于道家佛家思想者。但由其书首《原道》、《征圣》、《宗经》三篇,最后一篇《序志》,与全书之主要内容看,则显然是意在承继孔子之诗乐之教。所以在其《序志》中,自谓“在齿逾立,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又说“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由此而发愤著《文心雕龙》,以承继孔子。至于此时期之文学家推尊孔子者,则有陶渊明、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等。陶渊明、李白之诗,自然有极多之道家情调,李白尚有“我本楚狂人,狂歌笑孔丘”的诗句。但是陶渊明诗有“野外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之句。其先师明是孔子。陶渊明之“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亦何罪?一朝成灰尘”的诗,亦证明其心中所最怀念的历史人物是孔子,最慨叹的,是暴秦之焚孔子的《诗》、《书》。故又有咏荆轲之诗,慨叹荆轲刺秦王之事之不成,而有“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之句。李太白的古风,想复兴风骚,而其第—首用“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开始。其深恶狂秦之句,正承渊明而来。李白此诗终于“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之句,则更见其复兴风骚,在承孔子。至于陈子昂,据姚铉《唐文粹》谓“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陈子昂起于庸蜀,始振风雅。”其感遇诗三十八首,乃言志之作,而最后一首,则始于“仲尼探元化,幽鸿顺阳和”之句,以自见其志之所归。后之杜甫,则大家公认是诗圣,以儒者之性情为诗。他明知“纨绔不饥死,儒冠多误身”,而自称为“乾坤一腐儒”;他为诗“但觉高歌泣鬼神,知焉饿死填沟壑”,而志在学孔子“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韩愈之散文,起八代之衰,他著《原道》,以辟佛老,而发扬孔子之道。陶渊明、陈子昂与李、杜、不同于孟、荀、董仲舒以哲学经学承孔子,又不同于司马迁之以史学承孔子,亦不同于刘勰之以文学理论承孔子。陶、杜是直接有契于孔子之人格中之淳厚的心情,而承孔子。陈子昂、李白是有契于孔子正风雅之心意,而承孔子。韩愈之辟佛老,其义理境界并不高。但他特有感于当时天下之僧尼道士之众,无所事事而衣食,使天下民穷财尽,遂敢于在上上下下皆信佛之时代,直谏宪宗之迎佛骨,以至贬谪蛮荒之地。其与孟尚书之书谓其辟佛,“虽被万戮,岂有悔哉”;则是用“孔子之承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的“承先启后”的精神,而更以传孔子之道自任。我们可以说,在魏晋至隋唐之儒家的哲学家、经学家,并不能大发扬孔子之道。然而这些文学家,却对孔子之人格精神,有一深透的直觉,而以其文章表示其对孔子之怀念与崇敬,以维持孔子在此时期之中国历史文化中之的地位。

五、宋明儒者之民间兴起,以匡扶世运,及孔子之至圣先师地位之确定

由隋唐历五代,而有宋明儒学之复兴。但此宋明儒学之复兴,并非只由宋之太祖太宗之有若干尊崇儒学的政治措施。此宋代学之兴起,当如《宋元学案》之说,始于在野讲学之孙明复、石介、胡安定三先生。此三先生生年略后于孔子一千五百年,皆初无政治下之高位,只是民间讲学之攻苦食淡之学者。后来之范仲淹、欧阳修,虽由田舍郎而为庙堂之宰相,于奖励儒学之人才有功。但大家要知道,在北宋初年政治上居高位之名臣,大多信佛。如杨亿、吕夷简、富弼、韩琦等,皆信佛。欧阳修作《本论》,亦说“释势盛,自难与之力争,唯当自先明吾理。吾理既立,则不必与彼争”云云。此后才有周濂溪、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等之发愤阐明儒学。周濂溪,乃一山林隐逸之士,名不闻于当时。朱子《濂溪先生像赞》,乃始推尊之为“道丧千载”后之一“先觉”,而被称为宋明理学之宗师。张横渠于其《正蒙乾称》篇下,尝谓“千五百年之学,出于佛氏之门下……自非精一自信,有大过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间,与之较是非得失?”《二程遗书》二上尝记明道言:“昨日之会,大率谈禅,使人情思不乐,归而怅恨者久之。此说天下已成风,其何能救?……某则才卑德薄,无可奈何它。然据今日次第,便是数孟子,亦无如之何”。又记明道嗣慨叹“今日则人道废……天壤可谓孤立”。可见程明道当时心情。后程伊川为《程明道墓表》说:“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此非故意夸大明道之地位。此只因伊川慨叹于当时言佛者“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而实外于伦理”(明道行状);又慨叹于“圣人之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圣人之学不传,则千载无真儒”之故。此皆足证当时张程等,复兴儒学之事之吃力。亦足见他们之复兴儒学,皆同是举世不为而为之豪杰之行。横渠只在关中讲学,二程虽列身朝廷,但为王安石所排。后之朱子承周张二程之学,亦被韩托胄斥为伪学。程朱皆是在政治上不见用,而初只有少数学生相从之儒者;只由师弟代代相传,历元至明,而朱元璋乃以朱子之书考试。然以朱子之书考试,则朱学成利禄之门,非朱子之幸。故明代之儒学有生命、有朝气者,乃是近陆学之陈白沙、王阳明之一流。陈白沙之师吴康斋,则正同宋初之三先生,只为一民间之攻苦食淡之学者。陈白沙初学于康斋之门,亦要与康斋同下田,至刈禾伤手。王阳明早年之师娄谅,亦出于康斋之门。王阳明虽后为大官,但其悟良知之义,则在其初贬谪龙场,死生呼吸之际。宋儒之传至文天祥,明儒至顾宪成、高攀龙、刘蕺山、方以智、黄道周、张煌言等,则皆以气节殉难。故此宋明儒学之得成为数百年之学术文化之主流,要皆由儒者之困厄奋斗中得来,宋明之皇帝多崇信道教,大官则信佛者多。此宋明儒学之得其地位,乃要在于民间及社会讲学,逐渐蔚成风气。此皆有史可考。至宋明儒学家心中之孔子,则非汉人之素王,亦非何晏、王弼、郭象心中之体无之圣人,更非佛教徒心中之菩萨化身,亦不同陶渊明、李、杜心目中之孔子。宋明儒者心目中之孔子,乃一真正从事教人希贤而希圣的至圣先师。而孔子之为至圣先师之历史地位,亦由宋明儒者加以确立,而后明清之帝王,亦随之而不再以文宣王封孔子,而只以至圣先师封孔子。至于在宋明之亡之殉难的节义之士,如文天祥、东林之士等心目中,则孔子更是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至圣先师。


自宋至明之推尊孔子,而以之为至圣先师,乃重孔子之设教。此与秦汉儒者之推尊孔子,而反抗秦之暴政,以孔子乃作春秋,为汉制法之素王,固然不同;亦与汉代纬书与一般儒者心目中,以孔子为天降之圣,一般人所不能学者不同。宋明儒者虽尊崇孔子,然以孔子之圣德,乃学者所可学。如周濂溪之说“土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二程亦深信“圣人可学而至”。孔子之圣,对学者只是师。学者之学,亦可与师相等。故学者皆可为圣人,而同于孔子。此亦即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涂之人可以为禹”的意思。此理由何在?乃在宋明儒者大都看一切学者或一切人,皆与孔子同此心、此性、此理。故由宋初三先生复兴儒学,历五百年,而距今亦为五百年之王阳明,更由人人之当下现成之良知,以指出常人与圣人,同此心,同此性。人人有此良知、此心性,即人人有成孔子的可能。而人人心中,亦都可说:原有个圣人,原潜藏一可能的孔子。故王阳明的诗有“个个人心有仲尼”之句。此王阳明之说“个个人心有仲尼”,一方是明确的指出一个人之良知心性,与孔子之良知心性,平等尊贵。一方亦即将孔子的地位,置定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不必去想孔子是天生的圣人,或古代的圣人。孔子即在个人之良知心性之中。人一念反省,便见孔子在此。由此而有晚明为王学者之豪杰气概,狂者风度。最后即转成东林之士刘蕺山等,铁肩担道义,而大雄无畏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

六、孔子在清代学术文化中之地位,及清末以来之贬抑孔子地位之说之衍成,与其说之谬误

至于在清代,则孔子在文化中的地位,与宋明又不相同。清代学者,因有鉴于宋明儒或空谈心性,而不好学之弊,遂重经史之考证之学,而倾向在以汉代之经师为法。孔子本尝自述他是好古敏求,则我们学孔子亦当好古敏求,而重经史之文献上之考证之学。此亦即所以承继孔子之好古敏求的精神。此是总括的说孔子在清代学术文化中的地位。


今如稍分别说,则孔子在清代学术文化中,亦有其前所未有的地位。首先我们可说就历代帝王之好学者而论,则清初之康熙、雍正至乾隆诸帝,很可能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好学者,亦较能推尊孔子之教于佛道之教之上者。康熙本来极好天主教土传来之西方科学,但为了罗马教廷之禁止中国天主教徒之拜祖先与孔子,则断然对天主教加以驱逐,亦值得欣赏。此清初诸帝皆以孔子为先师,而为其学生。这亦使孔子之地位提高。但是清帝是满族,其统治汉族,即不愿汉族人讲民族大义,因而屡兴文字狱,以摧残学术。雍正著《大义觉迷录》,以驳斥曾静承其师吕留良而来之“夷夏之辨”。雍正乃只本孔子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之文化观点说;而将孔子“内诸夏而外夷狄”之民族立场,加以淹没。雍正自集政统、教统之大权于一身。其权势之所在,即“理”之所在,而以其“势与理”’箝天下人之口。此却使中国历代儒学之传,受一大冤屈,使中国知识分子不敢仰首伸眉,论列真正的“理”之是非。而学术界之乾嘉诸老,遂只能埋首于文献之研究,以从事于朴学。孔子之道被视为在客观外在的文献中,学者只有终身求之,而不敢以此道自任;更不敢如宋明学者之自信圣人为人人可学,孔子人人可学,“个个人心有仲尼”了。又因孔子之道在客观外在的文献中,而孔子只是二千年前之一远古之圣人。文献之研究未完,则孔子之道可望而不可即,孔子亦可望而不可即,其地位只在遥远的古代,亦如只在遥远的天边了。


在清中叶以后,洪杨之乱起,洪杨之要推翻满清,正本于汉族之民族意识。但洪杨不能承继中国之传统的文化意识,而以一变念的基督教思想,反对中国之传统文化。洪杨借上帝之名,鞭挞孔子,以六经为妖书,而与孔庙,一齐加以焚毁。此时乃有承继中国儒家精神之曾国藩、罗泽南等之在民间练兵,讨伐洪杨。大家知道:曾国藩在讨伐洪杨之檄文中,并未提到效忠清室,只说洪杨之乱,“举中国人伦,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又焉能袖手旁观,不思一为之所也……”无论后人对曾国藩等如何批评,他们之决心在民间练兵,讨伐洪杨,初断然出于一保卫孔子所传之中国伦理文教之文化意识,而自民间奋起,以担当世运的精神。而孔子在此精神中,所居的地位,即大不同于在其前之清代之从事经史考证之学者心目中的地位。此“痛哭于九泉之下”的孔子,亦是活在曾国藩等之心中的孔子。只有此孔子,才能感动一切读书识字之人,使其共同参加讨伐洪杨之大业。


在乾嘉时有章学诚治史学,以中国古代之学,集大成者为周公。周公为先圣,孔子只传先生之政典之六艺,以教学者,而只为先师。但其书未行于其世。在道咸以后,经学由古文学转到今文学。今文学家重经世致用,其心目中的孔子,即是一建制立法者。公羊家之学,发展至晚清廖平、康有为诸先生,皆重孔子之政治思想之开未来世之一面。孙中山先生亦重孔子《礼运·大同篇》中“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章太炎在清末,则以孔子之地位只是一史家,而整理古代文籍者,乃比同之于汉之刘歆。在此中,廖平、康有为对孔子之教之开未来世的意义,说得太夸大;并以六经皆孔子托古改制之著,而只表现孔子个人思想者。此却使孔子之学,反成“前无所承”者。章太炎初年本佛学以贬责《孟》、《荀》、《中庸》、《易传》,而轻视宋明儒学;只视孔子为传布整理古代文籍之史学,则又使孔子之学,若成“后无所开”者。章太炎与康有为之弟子之梁任公,在清末,更以孔子不过诸子之一,其地位或尚不如老子、墨子。至于民国创建,本是依于孔子之夷夏之辨,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终于五族共和。此原当是孔子之民族思想、文化思想,一齐伸展光大之千载一时之期。但民国初年之学术文化界之学风,却承清末之学风下来。遂或沿康、廖之以六经皆孔子托古改制之著,无异孔子所伪造,更一味疑古,以孔子所承之古代文化,皆不足信者。又有沿章太炎之以孔子为只有传布整理古代文籍之功,而以“整理国故”,代替一切对孔子精神,中国文化精神,加以承继发挥之说。再有鉴于清帝与清末大臣遗老之尊孔,袁世凯之欲当皇帝而尊孔,遂说孔子之学自始为维护帝王之统治而存在,孔子之地位亦由历代帝王之提倡而形成者。再由中国人百年来之饱受外侮,于是学者不免自怨自艾,归罪中国传统文化,而有打倒孔家店之说。


但是,此清末以来至今对孔子地位之上述的流行看法,只是一短时期中之人们之看法。这些看法,全不能说明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之崇高地位所以形成。其前之中国学者,对孔子之地位,并不如此看。今若要反本归原而论,须知:由清中叶之公羊家下来至今,只从社会政治上之建制立法的观点看孔子,已是只偏重孔子之外王之学之一面。在曾国藩、罗泽南心目中所要保卫之孔子之教,无宁是重在孔子所传之伦理与文教。章学诚之以孔子为先师并不错,但说孔子是先师,只周公为先圣,又说六经皆史,皆先王之政典,则依宋明儒者看,即决不能同意。依宋明儒者看,六经及中国之户术义理,与礼乐文教,原非只一时之政典。孔子是先师,亦是先圣。如在孔子弟子心目中,孔子同时是圣与师。在魏晋玄学家,与佛道二家之心目中,孔子亦同是圣贤。在纬书中,孔子是天上之一帝所诞生。在汉儒心目中,孔子是素王。在司马迁、刘勰与晋唐文学家心目中,孔子是史学与文学之本源。今要说孔子在整个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大有赖于综合各历史世代的人之心日中的孔子,而兼从宗教道德的内圣之学,政治社会的外王之学、哲学、文学、史学之全面人文的各方面,去通贯地去理解。则知孔子的地位之形成,乃由二三千年来之历代人士之共同推尊,而逐渐形成,与整个中国之历史文化,有千丝万缕之关系,而合为—体。此孔子之地位,岂是短短的时期中之偏激之说所能推翻?而我们更有充足理由,以说五四以来流行之“孔子之学,自始为维护政治上之统治者而存在,其地位乃由帝王之提倡而建立”之说,根本不合于历史之事实。今依上文所说,再作几个反问,即可显出此流行之说的谬误。上文说孔子之地位,乃始于孔子之弟子对孔子心悦诚服,庐墓三年,鲁人之依孔子冢为家,先秦诸子之共对孔子有相当的尊敬,晚周及秦政之暴虐之下,诸名不见经传之儒者之发挥孔子之学。今试问:这些事与政治上时君时主,有何相干?,上文又说董仲舒有“帝王次第退位”之说,其弟子眭弘尝劝汉帝退位,承其教之贤良文学之士,反对政府与民争利,而与朝廷之公卿大夫抗争。最尊崇孔子之司马迁,为李陵事,向汉帝抗议,受腐刑。试问这些事与维护帝王专制之事,又有何干?我们又都知道,魏晋名士与玄学家,多遭当时之政治上之统治者的杀身之祸。他们在政治思想上主张人君要无为。他们称孔子为圣人,亦正因孔子有“无为而治”之说。如果孔子之学真是帮助帝王专制,试问此魏晋玄学家如何能视孔子为圣人?再如上文所说刘勰只是一和尚;陶渊明、杜甫只是贫士,皆一生穷饿,只短期为小官;陈子昂初只一西蜀边鄙之寒土。试问他们有什么政治上之权位?其推尊孔子,又岂为了孔子之教能维持帝王之专制?宋明之儒学初起于民间讲学之三先生与吴康斋,而反对当位之人所崇尚之佛学,而以发明儒学,教“士希贤,贤希圣”。试问此与帝王之统治又有何干?上文再说佛教、道教、基督教之人,同认孔子为圣贤。试问此与帝王之统治更何干?然而从历史事实看孔子之地位,则正由这些历代人物之推尊,而后次第建立。历代帝王与政治上之居高位者,明只是顺中国历代人心之所向,而赐孔子以封爵,以孔子之书开科取士,助其为政。岂可倒果为因,而说孔子之地位乃由帝王之提倡而建立?我看只有两眼皆是势利的人,才会倒果为因,视此帝王之提倡,是天来人事,乃以为帝王之提倡,即孔子之在中国历史文化之地位,所以形成的理由所在。退—一万步说,此帝王之提倡,亦只是形成孔子之地位之—外在的助缘。你如再多说一句,即证明你心目中只有势利,不知学术文化为何物。

七、结论及余论:孔子与中国文化生命之一体性

今再总结上文所说。我之此文之宗旨,是在说明: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有崇高的地位,决不可依五四以来之流行的观念来说:“孔子初不过九流诸子之一,只因帝王之崇信——或只因汉武帝尝纳董仲舒议,罢黜百家,独尊孔子——历代帝王以孔子书开科取士,遂有其崇高的地位。”依上文所说,孔子之崇高的地位之形成,乃初由孔子原为一上承六艺之学,下开诸子之学者,其人格直接感召其弟子。由此代代相传,而后孔子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世家。上文同时说明,尊崇孔子者,初不限于儒家之徒,先秦之墨、道、法诸家,对孔子皆同有相当之尊敬。尊崇孔子者,亦不限于后世为子学或哲学者。孔子与中国之哲学,以及文学、史学、宗教,整个之中国文化,互相联系,而不可分。其何以如此,则——方面自然由于孔子之思想、学术、人格之伟大,在各方面皆有值得后人崇敬之处。孔子之弟子颜渊,对孔子之学,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贡又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也”,“夫子之不叮及,如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达巷党人亦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孟子说:“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类也。圣人之于民也,亦类也。”天有日月、地有珠玉、鸟兽中有麟凤,人类中岂必无圣贤?孔子以前之中国文化已二三千年。二三千年中,不知生了多少人,则生出…·个伟大的孔子,被视为圣人,并不奇怪,并不算多。此非孔子白封为伟大的圣人。孔子只尝称赞尧、舜、禹、汤,与当时之管晏,为其弟子之颜渊,只自称为好学,谓“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尸现代人亦曾看了孔子所留下之若干言行,觉得孔子亦不算什么,而曾去评议孔子之所不足,以致对孔子谩骂。但是我要请问你之才力、智慧、德行,自比孟子如何?自比荀子如何?自比司马迁,或刘勰,或李白,或杜甫,或韩愈,或程、朱、陆、王等,又如何?如果你自知还比不上,便应当虚心一点,想想何以这许多天才的历史人物,皆尊崇孔子,其中总有个道理。你说孔子不算圣人,不算伟大,亦可以。因孔子既未自称为圣,为伟大,孔子亦可承认你的话。但中国历代之一切推尊孔子之人物,却不能承认你的话。你要对此一切人作一大翻案,应当先度德量力,亦必须先想想他们之尊崇孔子,其道理在何处。只就你自以为已知之孔子之言行去看孔子,还不行。西哲叔本华尝说:一伟大的书,是一镜子,你是什么人,即于镜子中只看见什么。孔子的言行,亦是一镜子。如你是巨人,则镜子中亦照见一巨人;如果你是侏儒,则照见的亦只能是侏儒。你如果由孔子的言行中看不出什么,此只证明你自己的无知。你应当先试去想,在中国之一一历史之人物心目中之孔子是什么,才能逐渐了解孔子。

然五四以来至今,对孔子之地位的看法,及侮辱孔子之思想,我们亦只视之为中华民族之文化生命之大流中,一时歧出的思想逆流,必将流人断港绝潢,而自归于干涸。一切言论,皆在真理世界,中国文化生命大流中,无真实根据之言,即无本之言。我们即可如孟子之说,而断言之曰:“苟为无本,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一九七四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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