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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邪王氏文化志序与概述

浏览次数:17  • 2018-06-09

 序

临沂市位于山东省东南部,背依群山,东濒大海,南邻江淮,西联中原。优越的地理环境,使这里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五十万年前,此处便有人类繁衍、生息。距今六七千年前,先民们创造了以凤为图腾的东夷文化,在中华大一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秦统一天下后, 于东方设琅邪郡以治之。 至汉代,具有大沂蒙特色的琅邪文化便已形成。建初五年(公元80年),琅邪国移都开阳(即今临沂城)。此后,“琅邪”遂成为临沂之代称。
    由东夷文化发展而来的琅邪文化,孕育了众多彪炳史册的著名人物,而这些历史名人又分别属于某一特定的世族,其中,琅邪王氏、诸葛氏、颜氏、符氏和东海(郯)徐氏、兰陵萧氏等,都是闻名遐迩的名门望族。这些望族(亦称世族)分别聚族而居,诗礼传家,教后有方,代出名人,客观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望族文化。历史证明,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望族文化曾在政治军事、思想流派、启蒙教育、家庭伦理、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发挥过积极作用,并产生了重要影响,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区域性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新时期中,适时开展望族文化的研究,既有利于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又有利于促进先进文化的健康发展,还有利于增强海外游子寻根觅祖、血浓于水的乡梓情愫。鉴于此,市政府决定,由市政府史志办公室和市望族文化研究会组织有关专家、学者,于2004年开展了编纂《临沂望族文化志》系列丛书的工作,《琅邪王氏文化志》便是这一系统文化建设工程中的第一部专门志书。琅邪临沂王氏,是中古时期国内最具代表性的名门望族。自这一世族的奠基人——西汉名臣和经学大师王吉由琅邪高虞(在今山东即墨市温泉镇境内)徙家于同郡的临沂县都乡南仁里(今山东临沂市兰山区白沙埠镇孝友村)后,这一家庭在此繁衍生息长达400余年。西晋“永嘉之乱”后,以王导为代表的这一世族举族南迁,鼎力辅佐琅邪王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市)建立东晋王朝,使中华民族文化得以在江南地区继续传承与发展。由于功勋卓著,琅邪王氏遂成为江南第一望族,被冠以“王与马,共天下”的美誉。琅邪王氏不仅是一个于历朝历代均有突出政治建树的封建世族,而且还是一个在文化领域有着重要贡献的文化世家。尤其在书法艺术方面,这一家族先后产生了以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几十位书法大师,其作品誉满海内外,成为流传千载的文化瑰宝,书圣故里临沂亦因此成为中国书法之城。《琅邪王氏文化志》运用广征博得来的丰富史料,以60万字的篇幅,对琅邪临沂王氏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家族文化成就,琅邪王氏历史名人生平事迹,以及弥足珍贵的书法作品与绘画作品等,均作了客观、详实的记述与介绍,其学术价值、资料价值和社会功用价值是显而易见的。2008年,是临沂建城2500年的喜庆嘉年。《琅邪王氏文化志》于此时出版问世,确实值得庆贺!历史在临沂这片土地上造就了众多的名门望族,给我们留下了一笔极为丰富的人文资源,现实又赋予了我们发掘、整理、研究这笔文化财富的使命,希望我市的望族文化研究和此类方志的编纂工作,以此为契机,勇于探索,不断开拓,继续推出更高水平和质量的研究成果,为全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服务。以上文字,权作为序。
                                                                                                             临沂市人民政府市长
                                                                                                       临沂市地方史志编委会主任


                                            概述


                                            (一)


    琅邪临沂王氏,是中古时期国内最具代表性的名门望族。自这一世族的奠基者——西汉名臣和经学大家王吉由琅邪高虞(在今山东即墨市温泉镇西高虞村)徙家于同郡的临沂县都乡南仁里(今山东临沂市兰山区白沙埠镇孝友村)后,这一家族在此繁衍生息长达400余年。“琅邪临沂王氏”便成为中华著名郡望和此支王氏家族引以为荣的标志性徽号。自此开始直至唐及五代,其后裔无论身居何处,均无不称自己是琅邪临沂王氏。即使在今日,闽、粤一带的一些王姓居民,仍自表其为“琅邪世家”。这是一种典型的郡望认同心理现象,值得民俗学家认真对待和研究。
    社会发展史业已证明,世族的产生是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世族发祥地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是世族赖以孕育、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琅邪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造就了以琅邪王氏为代表的诸多名门望族,亦是这些望族后裔们至今不忘琅邪故土,常怀饮水思源之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临沂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早在50万年前,这里便有人类繁衍、生息。距今六、七千年前,先民们创造了以凤为图腾的东夷文化,在中华大一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秦行郡县制,琅邪为秦立三十六郡之一,辖51县。东汉分藩,易郡为国。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琅邪郡改为琅邪国,不久便迁都于开阳(今临沂城)。自兹时始,临沂这座迄今建城已达2500年历史的古城,便作为琅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闻名于世。“琅邪”亦从此成为临沂的代称。
    琅邪国(郡)位于鲁东南地区,区域广袤,环境优越。泰山、沂山、蒙山如剑拔戟耸,鼎势而立,构成天然屏障;沂、沭、淄、潍诸河呈伞网状分布,溉润膏壤良田。左濒大海,广得渔盐舟楫之利;右毗邹鲁,深受儒学熏陶濡染。南拥平原沃野,与江淮水乡相互依傍;西策车马通衢,和中原大地联接贯通。这一背依崇山、濒临大海、面向平原的特殊地理环境,造就了琅邪人既坚定厚重又视野开阔的胸襟与秉性。东夷文化的深厚积淀及齐、鲁两大地域文化的长期交融,孕育出了一种博大深厚且又兼取齐、鲁两大文化之长的新的文化形态,而帝王的多次巡幸和文士间的开放式交流会集,又进一步促进了各种文化在琅邪地区的融合。到西汉时,具有大沂蒙特色的琅邪文化便正式形成。作为秦朝大将王离长子的王元(其曾祖王翦、祖王贲均为秦大将),正是在这一时期,为避秦末战乱,由其家乡频阳(治所在今陕西省富平县东北处)跋涉千里,迁于琅邪(郡治东武县,在今山东诸城市城关镇东城子村),后又徙临沂县(治于今山东临沂市兰山区白沙埠镇诸葛城村)居住的。王元的四世孙王吉,始家皋虞,后徙临沂县都乡南仁里,成为有史可考的琅邪国(郡)临沂县王氏望族的始祖。
    琅邪地区有着浓厚的学术氛围。孔子创立儒学后,虽在鲁之外的其他诸国推行受抑,但在齐鲁之间的琅邪地区却被广为传播。刘汉以降,受汉武帝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环境影响,这一传统蔚然成风。当时最为人所重的几部儒学经典,如《尚书》、《易》、《诗》等,在琅邪地区均有传人。有研究者论,两汉时期,若论经学之发达,习经人数之多,治经面之广,无有出琅邪之右者。家乡琅邪多好经术的传统,自然对王吉及其后世子孙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王吉从少年起即致力于学,后成为举国少有的通晓五经的经学大师。受其传授与熏陶,其子王骏亦成为经学名家。
    琅邪人读书,多注重从书中汲取有益于经世济民的成分,极少有穷守章句者。如王吉、贡禹等人治《公羊春秋》,就重在领会其“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思想,并贯穿于自己的政治实践之中。 因此, 当时琅邪地区的学者,日后多已转成为著名的政治家或军事家,很少有皓首穷经的“经学家”。这一经世致用的学风与理念,使王吉由一位“经明行修”的学者成为谏大夫,其子王骏和其孙王崇先后位列三公。王氏先人这一由儒学而入仕的经历,既奠定了琅邪王氏作为国内著名世族的地位,亦为其后人树立了先儒后官的榜样,从而开启了这一望族由儒学治家修身并以此进入仕途的传世家风文化。形成于东晋,以研究国家典章制度和江左旧事为内涵,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族中子弟入仕为基本特征的“王氏青箱学”,就是这一家族处世哲学理念的传承、发展与提炼,带有极为鲜明的家族文化的印记。


                                         (二)


    居民进行大规模的异地迁徙,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常见的重要的社会现象。迁移之举,既有经济上的原因,亦有政治上的原因。琅邪王氏在其发展的漫长岁月里,也有过几次大的家族迁徙,这些迁徙多值乱世,且与当时的政治局势紧密相关。
    琅邪王氏首次举族大规模的长距离迁徙发生于西晋末年,导致这次全族南迁的原因是“永嘉之乱”。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贵族派兵攻陷晋都洛阳,虏去怀帝司马炽,造成晋朝皇宫被焚、王公与百姓6万余人遭屠的悲惨局面。“永嘉之乱”后,北方战乱频仍,民众倒悬于水火,民族矛盾已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此时,先前听从王导、王敦、王旷等王氏兄弟之计的琅邪王司马睿,坐镇建康(今南京市),拥治江南,社会相对安定,经济亦相对富庶。西晋官民为避战乱,遂纷纷背井离乡,迁徙于江南(时称江东或江左)地区。此次大迁徙的一个特点是:百族而动,乱而有序。凡越淮渡江者,均由大族官绅相率,其他民户跟随。王、谢、周、刁、林、黄、陈、萧、郑等世族,均举族南迁。在今临沂市境内,南迁的大家世族主要有琅邪王氏、琅邪颜氏、东海徐氏、兰陵萧氏等。此次移民规模庞大,迁徙总人口达90余万人。原世居北方的名门望族和名人儒士几乎迁徙殆尽,故而时人有“过江名士多如鲫”之谓。
    在南北朝时期,琅邪王氏族人又有两次由南而北的迁徙。这两次迁徙虽然规模不大,却颇具代表性。一次是萧齐时王肃一支的北迁(确切地说,应是亡命避祸);另一次则是南朝梁时王褒一支的北迁。这次北迁的原因是因王褒为北朝西魏所俘,因此这次迁徙在主观上是被动的。
    唐末,琅邪王氏的一个房支——世居光州固始(今属河南省,位于河南、安徽交界处)的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先是参加农民起义军,待取得这支义军的领导权后,遂挥师挺进东南,成为八闽大地的最高统治者和开闽王氏的始祖。
    北宋末,“靖康之乱”发生后,世居莘县的琅邪王氏另一房支——三槐王氏,又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由北而南的迁徙。《三槐王氏宗谱·凡例》云:“南渡以来,一十八支,或吴或越,支分派别,不能备述。”规模之大,可见一斑。
    清代,琅邪王氏居于闽、粤、桂一带的族人,又有不少乘船越海,分别迁往台湾和东南亚地区发展者,其中以开闽王氏和三槐王氏这两大堂号的后裔为多。
    上述所述及的琅邪王氏历史上的数次大的族群迁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它不仅对中国社会的变迁和民族的融合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而且对促进琅邪王氏族群的进一步繁衍和广泛分布,对丰富和发展琅邪王氏文化的内涵与品位,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以“永嘉之乱”后南渡江左的举族大迁徙为例:这次民族大迁徙(或说大规模移民)虽说是百族而动,涉众近百万,但实际的领头者应是琅邪临沂王氏。正是有了以王导为代表的琅邪临沂王氏的鼎力辅佐,司马氏的晋室皇权才得以延续了一百余年。同时,琅邪王氏自身亦由北方一个并不十分显赫的世族,一跃成为江南侨姓第一望族,获得了“王与马,共天下”的特殊社会政治地位,从而为这一家族在江南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
    在经济方面,随之南迁的广大劳动人民,带去了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不仅大幅度提高了粮、麻各种农作物的产量,而且还通过大量开垦荒地,扩大了耕地面积。随着农业的发展,江南地区的麻纺、冶炼、造纸、煮盐、制瓷(陶)和造船等技术亦有所提高,推动了商贸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与繁荣。
    在文化方面,由于江北大批文人儒士的南迁,使得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得以有机融合,从而促进了江南地区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加之东晋开国宰相王导提倡广立学校,亦为日后江南地区文化人才的脱颖而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再以唐末三王挺进东南、开拓闽地为例:自唐光启二年(公元886年)三王兄弟攻占泉州,继而据福建全境,王审知及其后代(其子孙中有5人称帝)治闽长60余年,改写了琅邪王氏虽历代多出相辅,但终为人臣的历史,成为五代十国之一闽国的最高统治者,为琅邪王氏这一家族的发展史书写下最为辉煌的一页。治闽60年间,王氏安抚诸蛮,稳定东南;发展经济,奖励农桑;广纳中原士子,兴办各类学校;加强对外交往,开拓“海上丝绸之路”,使原来较为落后的八闽之域,成为联结东亚与南亚诸国的海运交通枢纽和学风大盛的“洙泗之乡”。
    三王入闽时,中原士民特别是光州一带的民众、儒士计万余人亦随其入闽。据《台湾省通史》载:唐末随三王入闽者有王、陈、李、张、吴等27姓。若据各族谱载,则有72姓之多。这是一次由中原向东南地区的最大规模的移民。当年跟随三王入闽的军、民、商、儒后裔,现已繁衍到40代左右。自唐以降,历宋、元、明、清、民国各代,科第蝉联、称文兴邦者不计其数。郑成功、施琅、林则徐等,都系当年随三王入闽后裔中的佼佼者。当年随三王入闽者的子孙,不仅繁衍于闽、粤,有不少还赴台湾开发定居,或渡海移居新、马、泰等东南亚国家,人数达数百万之众。这些移民,将先进的生产技术、科技文化乃至风情民俗带到移民地,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过去在开展琅邪王氏文化研究时,对琅邪王氏历史上规模较大的族群迁徙活动重视不够(一般只注重永嘉之乱后的那次南迁),留下了不应有的研究盲点。这次编撰《琅邪王氏文化志》时,对这方面的内容作了力所能及的记述,以期向读者提供较为翔实的史料信息。


                                           (三)


    历史证明,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氏族文化曾在政治军事、思想流派、启蒙教育、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发挥过积极作用,并产生了重要影响。琅邪王氏作为著名的文化世族,在漫长的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氏族文化,内涵丰富,涉及面广,但若就其精髓和闪光点而言,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思想道德范畴的孝友文化和清廉文化。孝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东方色彩的伦理思想之一,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尔雅·释训》云:“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在封建社会中,孝一直是被作为“百善之首”看待的。魏晋时的王祥,为孝奉继母而“卧冰求鲤”(其实是剖冰捕鱼),其孝行传颂千载。王祥同父异母的弟弟王览,为阻止母亲毒害兄长而与王祥争饮鸩酒并先尝祥馔的“友兄”行为,亦令世人感叹。明代,嘉靖皇帝特为其兄弟故居题写了“孝友格天”的题辞,并将其故里村名由“南仁里”改为“孝友村”。清代,乾隆皇帝巡幸沂州府时,写下了“孝能竭力王祥览”的诗句,对兄弟二人的“孝友”精神给予了由衷的褒扬。由于王祥、王览兄弟的力体力体,孝友文化作为其家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琅邪王氏一族中得以世代传承。其后世子孙恪守王祥临终前留下的“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的遗训,自觉做孝友之人,许多人因此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
    清廉持家素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著名望族的琅邪王氏,之所以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公侯世及,宰辅相因”的显赫地位,是与其保持清廉简朴的家风有着密切关系的。王吉祖孙三代皆系名臣,但“无金银锦绣之物,及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不蓄余财。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作为琅邪临沂王氏的奠基人,王吉祖孙所倡导力行的这一清廉持家之风,一直为其后裔所继承。王导身为东晋开国之相,但“简素寡欲,仓无储谷,衣不重帛,车服尘素,家无遗财”。五代时,作为闽国开国之君的王审知,“为人俭约,常衣袖绔败,乃取酒库酢袋而补之”。这种历代相承的清廉之风,已成为琅邪王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政治领域的经世治国文化。前面述及,琅邪王氏是始则以通经入仕,继而由经学世家转变成为士大夫世家的世族。在中古时期的封建世族中颇具代表性。在长达千余年的历史时期中,其家族成员中的大批仕官者,基本上表现了积极进取的从政心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居庙堂之高时,能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在辅佐皇室、治国济民、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可圈可点的政绩,赢得了世人的称赞和史家的定评。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在“永嘉之乱”后,以王导为代表的琅邪王氏,在民族危亡之际,“弼成王度,光佐中兴,卜世延百二之期,论都创三分之业”。琅邪王氏这一使中华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延续的丰功伟绩,是同一时期国内其他世族所无法企及的。如果说,“永嘉之乱”后的琅邪王氏所充当的是一个临危保国的重要角色,那么在唐末五代,以王审知为代表的开闽王氏,则是以一个开拓者的姿态而被载入史册的。开创海上丝绸之路,创办免费全民教育,将一个荒蛮之地治理得“三十年间,一境晏然”,王审知的功劳可谓大矣!延至宋代,仅泉州一地中进士者就达862人(特奏名480人除外),这一在全国各州府极为罕见的人才涌现之现象,与三王治闽时打下的坚实基础密不可分,琅邪王氏对八闽文化发展的影响可谓深矣!
    其三,独领风骚的书法文化。书法艺术是琅邪王氏的传家文化,是琅邪王氏文化中最为璀灿的瑰宝。两晋和南北朝时期,是琅邪王氏书法成就最为辉煌的时期。此期,琅邪王氏一门相继产生了几十位著名书法家,成为中国书法文化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王羲之的诸位父辈皆善书法,且气概高古,其中王廙“过江后为晋朝书画第一”。被誉为千古书圣的王羲之,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所创作的书法作品,将王书完善的艺术神韵体现到极致,不仅代表了魏晋时期书法的最高水平,亦为中国书法树立了一座令后世景仰的巍峨丰碑。其子王献之是继王羲之之后最为杰出的书法大家,父子二人被合称为“二王”。除王廙和“二王”外,被誉为“草圣”的东晋大臣王珣(所书《伯远帖》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和王献之《中秋帖》,同为清乾隆皇帝“三希堂”珍品,三帖中唯有王珣《伯远贴》为真迹),被称为南齐书坛“第一”的王僧虔和在南朝梁时即被称为“书圣”的王志,以及享誉书坛的隋代书法大师智永,皆系琅邪王氏一门中造诣极高的书法泰斗。临沂是琅邪王氏的故里,受其影响,历来习书风盛。近年来,加之政府每年举办一届书圣艺术节,更使书法这门古老的传统艺术在广大青少年中得到普及,临沂因此而被誉为中国书法之城。先贤如若有知,当会笑慰于九泉矣。
    临沂是琅邪王氏的发祥地。适时开展对琅邪王氏文化的系统研究,既有利于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又有利于促进先进文化的健康发展,还有利于增强海外游子寻根觅祖、血浓于水的乡梓情愫。由临沂市政府史志办公室和市望族文化研究会组织专家、学者编撰的《琅邪王氏文化志》,是以方志为载体,对望族文化进行全面记述的一次探索与尝试。以此为起点,全市望族文化的研究工作,将会得到健康而有序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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