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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倔老头”严良堃是普普通通的人,又是不普通的人

浏览次数:  • 2018-11-30

中国交响乐团著名指挥家、中国合唱事业奠基人之一严良堃因病医治无效,6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严良堃是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前为中央乐团合唱团)创办人之一,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合唱指挥学会理事长。指挥家谭利华说:“我在从青岛回北京的车上,刚刚得知这个消息,非常震惊和悲痛,严老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谭利华回忆,“我们关系非常好,去过他家很多次,严先生经常叫我说,来,孩子陪我喝点酒。他也给我上过课,教我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他是令我敬重和尊敬的导师。”谭利华说,严先生和北交非常有渊源,他跟北交合作过很多次,最难忘的就是他和北交合作的莫扎特安魂曲和黄河大合唱,是非常成功愉快的合作,对北交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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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人希望他能够成为一名桥梁工程师

1923年,严良堃出生于武昌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家里人一直希望他能够成为一名桥梁工程师。但抗战爆发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当时还是武汉一名中学生的严良堃加入了抗日宣传队。1938年4月冼星海来汉,成了他指挥路上的引路人。冼星海曾教导:“上台不要卖弄,不要表现音乐之外的东西”。严良堃认真地实践了星海的真传,并说:“我是这样做的,我现在教学生也是这样要求的。”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3天,严良堃来到重庆,跟在周恩来、田汉和洪深身边,经常到周边的城镇乡野做宣传。“那时经常在防空洞洞口教大家唱抗日歌曲,轰炸机一来马上躲进去。”

回眸自己的音乐历程,严良堃说:“我是党和人民培养的,我的音乐必须献给人民。犹记得当年《延座讲话》发表时,我在重庆国立音乐院学习,跟同学们一起秘密学习‘讲话’精神,‘讲话’当时给我们巨大鼓舞,使我们明白了:文艺不是艺术家们的象牙塔,文艺一定要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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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良堃在指挥艺术上深有造诣,他的指挥蕴藏着深刻的思想性与严谨性,刻意发掘作品的内涵来构织各种不同的音乐图景。他指挥过《黄河大合唱》、《长恨歌》、《海韵》、《娄山关》、《牧歌》等中国作品,贝多芬的第3、第9交响曲,柴科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德沃扎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海顿的《四季》,莫扎特的《安魂曲》,以及西欧歌剧合唱等百余首古今中外合唱名曲。他还热情地扶持许多新作的首演,并使一些被遗忘的作品获得新生。

严良堃从事指挥40余年,为中国合唱艺术事业的发展及合唱队伍的建树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中央乐团合唱队的创建人之一,经他不懈努力与严格训练,使该队具有较高的音乐素质和演唱水平。此外他在培养合唱指挥,普及合唱艺术,辅导专业、业余合唱团,为广播、电视、电影录音,录制唱片磁带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严良堃1938年参加抗敌演剧九队,曾师从冼星海学指挥,自学乐理、和声。1940年首次指挥“孩子剧团”公演了《黄河大合唱》。新中国成立后曾赴苏联深造,1959年为国庆献礼指挥演出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这也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首次在中国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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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担任千人合唱首席指挥,影片《东方红》的最后一幕中担任指挥的就是严良堃。作为冼星海的学生和《黄河大合唱》的权威诠释者,严良堃对《黄河大合唱》有着精辟的诠释,从1940年指挥“孩子剧团”演出《黄河大合唱》到1975年中央乐团复排《黄河大合唱》,再到2015年参加中国交响乐团和中央音乐学院演出《黄河大合唱》,严良堃都显现了他对《黄河大合唱》艺术上忠实原著的严谨态度,以及他对《黄河大合唱》的深刻理解。

严良堃还是我国合唱作品的主要推手,他指挥的合唱作品《牧歌》、《长恨歌》、《海韵》、《娄山关》等都成为中国合唱作品的经典。严良堃的学生称,严良堃和已故著名指挥家革顺一起并称南北合唱两大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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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严良堃参加抗敌演剧九队,后来调至孩子剧团,曾师从冼星海学指挥,那时严良堃还不满15岁,但是看到冼星海指挥群众合唱时就非常激动。当时一般的指挥就是打拍子,起名叫做打“蝴蝶花”。而星海同志指挥的《黄河大合唱》却非常激动人心,他一只手不断地向上舞动着,口中一边轻声地暗示着“起来,起来”,同时双脚还不时地往前迈进一步。可以说,他的指挥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看了星海的指挥,才知道原来指挥不只是打拍子,还能够表现那么丰富的情感。

1938年4月,严良堃在武昌的“歌干班”里学指挥、作曲。那时,日本的飞机经常在头顶上盘旋,还经常往下扔炸弹。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把课堂设在了防空洞的隔壁,这样飞机一来,人们就可以立即往防空洞里钻了。在“歌干班”学习时,星海就教一些作曲方面的理论。他对各地的民歌都特别熟悉。关于指挥和作曲,他讲了很多,但是有一句话,严良堃却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学指挥基本功一定要过硬,一定要勤学苦练,把所有的技巧都要学得准确而扎实,但是在指挥群众唱歌的时候,不要仅仅流于指挥的技巧,因为指挥是为了更好地表现歌曲的内容,而不是表现指挥家自己个人的能耐。”这句话,成了严良堃这一辈子做学问的座右铭。

因为那时,还比较小,洪深就把几个小孩调到孩子剧团。孩子剧团的孩子最大的17岁,最小的七八岁,但都能歌善舞。那时,孩子剧团的成员有五六十人,经常到中小城镇去宣传抗战,在舞台上唱歌给老百姓听。 那时演唱《黄河大合唱》,在野外随便搭个台,或者选择一个有土坡的地方,就可以唱了。伴奏也很简单,身边有什么乐器就拿来用。经常是二胡、笛子、风琴、口琴,再加一些锣、鼓。虽然配乐很简单,但是音乐从头至尾都很鼓舞人心。那时唱歌不经常做一些细致的艺术处理,只要把情绪唱出来就行了,只要能表现出战斗不息的精神就可以得到群众的认可。有一次,唱《黄河颂》的张惠群得了疟疾,严良堃就代他上台演唱。在舞台上,严良堃唱得非常卖力,尽管后来已经唱得上气不接下气,并且将曲调唱得越来越高,但是仍然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严良堃受到很大鼓励。

不管是1938年的武汉,还是1939年以后的大后方,到处都有演出。那时有好几个抗敌演剧队,都在郭沫若同志的领导下。演剧队除了演戏,还唱歌,也唱《黄河大合唱》。 1940年的时候,严良堃曾指挥孩子剧团在重庆公演《黄河大合唱》。其实,那时无所谓谁是指挥,会指挥的人有很多。为了宣传抗日,孩子剧团的成员一起唱歌,一起演戏,只要有关抗战方面的事情都干,只要组织上有需要,就随时登台演出。严良堃演过戏,跳过舞,刷过标语,写过报道文章。春、夏、秋三季,到各个城镇去宣传抗日,冬天就回到政治部学习,由郭沫若负责安排进行组织学习、文化学习、时事学习和专业学习,同时还排练一些新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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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师益友、受人爱戴的指挥家

有一位学生回忆他“在校园中碰见了先生和他的老伴,他正准备去学院给合唱团排练。我们一同走着,闲聊起来。老人很健谈,依旧的笑容,不时开开玩笑。突然想起来,说要给我个秘密乐谱,不能告诉邓老师,然后让老伴回宾馆去拿了,独自和我走在去学院的路上。老伴不放心地看看他,他又示意一遍没关系,老伴才转身走了。没走多远,先生就找个石凳坐下,笑着催我先走不要迟到,说要休息一下。我这时才意识到原来先生身体一直不好,当时他刚做完手术不久,老伴这次是专门陪同照顾他的,可是却一点也没有将病痛表现在脸上。我也很不放心,他又催了几遍,说坐在这里等老伴,无奈我只好先走。后来在演奏厅看见他们来了我才放心。这件事让我觉得先生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却又是一位不普通的人。”

近年来,严良堃因年龄原因虽已不能频繁出现在指挥一线,但他为中国合唱艺术事业的发展及合唱队伍所作的贡献将被永远铭记。时光飞逝,岁月悠悠,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记载中可以看到:1959年他成功地指挥并演出了贝多芬《第九交响合唱曲》;1964年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担任千人大合唱总指挥;1981年他指挥中央乐团合唱队首演莫扎特的《安魂曲》,之后又担任大歌舞《中国革命之歌》的总指挥之一……凡是欣赏过严良堃指挥的人,无不为他那随着双手而宣泄出来的音乐魅力和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所震撼、所折服。人们很难想象得出,他那瘦削而矮小的身躯,竟蕴含着如此巨大的威力,一根短短的小棒在他手里是那样挥洒自如,气度不凡,不仅令观众难忘,就连合唱队员也能从中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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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老一辈指挥家,严良堃对艺术严肃而认真的态度也是有口皆碑的。他常说,只有平时练好基本功,在舞台上才能做到游刃有余。因为他对人要求非常严格,很多人对其“严”的作风都有所领教。就拿前面提到过的合唱大师班来说,每次授课,他总是先讲作品的创作背景,然后再进入合唱“技术提升”环节。他为合唱团员们一句一句地细抠作品,从音色、速度、力度到情感,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纠正、调整,甚至连每一句唱词的重音该放在哪个字上都明确告知。“旋律一样,唱词不同,在处理时要注意重音的落点不同,这样音乐才有抑扬顿挫的感觉。”他认真地解释道。同时,严良堃又不是一个没有乐趣或不通情理的人,工作之余他也常谈笑风生,尽管很多人习惯地称他为“倔老头”,然而在这个看来褒贬参半的戏称背后,更多包含的是对这位老人的敬佩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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