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姓

洞姓

洞姓读音[洞、峒、桐,读音作dòng(ㄉㄨㄥˋ)],姓氏源于子姓。
中文名
外文名
dong

洞姓姓氏渊源

洞姓第一个

源于子姓,出自上古商王朝时期羌戎崆峒国,属于以氏族称谓为氏。崆峒族,古称西戎、空桐、羌洞,是以渭水上游、陕甘交界为中心的西部氏族集团,代表人物就是伏羲氏。史学家刘起釬指出:“西北本有创造了早期文化的原住民族,显然就是氐羌族的祖先。夏鼐先生在《考古学论文集》中把一些甘青境内的文化遗存定为氐羌族所遗,这是对的。”在史籍《淮南子·览冥训》中,称伏羲为“虑戏”,在据典籍《礼记·王制》中称为“西方曰戎”,在史籍《风俗通义·四夷》中则记载:“西戎有六……五曰鼻息。”“鼻息”即“虑戏”,“虑”字从虎,乃是古羌族的图腾,说明“虑戏”当是诸羌中的某一支,伏羲氏原属羌族,是当时居于先进文化的羌族首领。另外,伏羲的“羲”字从“羊”,“羊”羌族的图腾之一,也可推论其为诸羌之一支。
崆峒族在商王朝时,为其分封国。在史籍《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崆峒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崆峒族所在的方国即为崆峒国,曾为商契的后代所统治,臣服朝贡于商王朝,这一点在典籍《诗经·商颂·殷武》中有详实记载:“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日商是常。。”商人是东来的民族,为夷族的一系。商族先世与戎为婚姻,所以称为“殷戎”、“戎殷”、“戎商”。商族进入中原后,与他周围的土方、犬侯、虎方、羌方、风方等方国打交道,所以商族是在夷、戎基础上,吸收其他氏族部落融合而成的新的商族。很明显,崆峒族参与了这种民族的融合。由于崆峒族在商王朝时期为封国姓氏,在周王朝时期与王室通婚,因此成为十二部落联盟长,是周族战胜殷商的重要同盟军。随着战国末期秦国统一六国,方国部族已淡化直至消亡,但族以地为名,地以族为名,人以族、地为姓氏,是普遍的历史文化传承现象。至今,西北地区仍有峒氏、洞氏,当为古崆峒族的姓氏演进痕迹,这有待进一步考证。

洞姓第二个

源于官位,出自唐末五代时期官吏洞正,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洞正,是唐王朝对西南地区各民族势力群体首领赐予的官职称谓,秦、汉时期汉人称其为“洞主”、“峒主”,唐高宗李治始设其为“洞正”,以示恩宠和正统。洞正,亦称山主、堂长、洞长、山长,其后历代称谓各异。到元朝时期,中央政府在各路、军、州、府、县中均设置有“洞正”之官职,亦称“山长”,演变为专职负责掌管辖区民事教育。后在许多书院、学府中,亦设有“洞正”、“山长”之称,除了讲学之外,“洞正”或“山长”还要兼管庶务。到清朝乾隆时期,将洞正、山主、峒主、洞主、洞长、堂长、山长等统一更名为“院长”,不过,直到清朝末期,民间仍然习惯称为“洞正”或“山长”。
在洞正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洞氏。

洞姓第三个

源于地名,出自明朝时期山西洪洞县,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洪洞县位于今山西省南部临汾盆地北端,汉族为主,有蒙古族、回族、满族、白族等少数民族。据民国时期编纂的《洪洞县志》记载:“明洪武、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保安等处,树下为荟萃之所。”并在“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一些历史文献如《明实录》、《明史》、《续文献通考》等书都有初移民记载,民间移民记载更为丰富,晋、冀、鲁、豫、苏、皖、陕、甘等地大量的民间谱牒与墓碑、祠堂碑文也都有在洪洞县大槐树处移民的记载,这些资料说明,明朝洪武、永乐年间的移民,是中国历史上有组织、有计划的一项重大决策。这次移民对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恢复生产、开展经济、开发边疆、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以及尔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移民,可分为官方移民和自然移民两种形式。自然移民乃是百姓为逃避天灾战祸而自发的迁徙,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是两晋、南北朝时三百余年战乱,中原地区的人民大量逃往江淮一带;其次是北宋王朝灭亡以后,中原沦陷,士大夫及各族百姓随宋朝宗室纷纷南逃。这是历史上的两次较大规模的自然移民。而官方移民乃为历代政府基于军事、政治、经济等诸原因,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移民举措。就中国历代官方移民的历史来看,洪洞古大槐树处的移民,无论从时间、地域范围、组织规模上看,都是移民史上的颠峰,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移民。古大槐树处移民居之冠,古大槐树处移民后裔遍神州。
历史学家葛剑雄在所著《中国移民史·导论》一书中说:“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疆土,就没有中国文化,就没有中国历史”。而明朝永乐年前后的大移民,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不管是官方移民,还是自发移民。明朝时期洪洞大槐树处的移民,从时间、地域、组织等上来说,都达到了中国移民史上的高峰,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运动。元末明初的天灾人祸,已使北方(今华北中原)广大地区人烟稀少,千里荒败。据史载,元军败亡后就大杀民众,各地的农民起义队伍也是不择手段地杀戮征伐。时河南、河北、山东等地是“积尸盈路,十室九空”。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根据户部郎中刘九皋等人的建议:“迁山西泽(今山西晋城)、潞(今山西长治)、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太原府等地居民徙于河北、浙西及山西民于安徽、北平、山东、河南等地”。面对中原及北部边疆人力不支、久致荒芜的残破局面,明太祖朱元璋下诏迁民,实则是巩固明朝政权、尽快恢复生产的战略决策。就在这项迁民政策实施不久,明朝内部又爆发了著名的“靖难之役”。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遗诏立长孙朱允炆即位,改年号为建文。建文帝釆纳兵部尚书齐泰和翰林院修撰黄子澄的“削藩”建议,最终惹恼了叔叔燕王朱棣起兵夺位。这场长达四年之久的“靖难之役”,导致东西六百里,南北近三千里的数省几为丘土墟焉。清朝康熙年间的德州学者田雯在《十三连成歌》中记录了当年的战事之状:“连城城北十二城,村墟草木皆甲兵,旧鬼磨灭三百载,天阴雨湿青磷生,当时靖难戎马作,旌旗斜卷安陵郭,五十万师自南来,方山之野扫秋箨。”这次靖难之役,给本已荒凉的中原华北大地上又填上了厚厚的一层霜。在中原一带兵马厮杀、为争夺天下之时,山西汾河流域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一是当地有大将王保保的镇守,此将骁勇善战,足智多谋,抵挡了多次战乱。二是风调雨顺,人丁兴旺。据史籍《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时山西人口是河南、山东两地的总和还多,山西之地,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因此,明王朝决定“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当时明王朝划定的移民区域是辽州(今山西左权)、沁州(今山西沁县)、泽州、路州、汾州、平阳等六州五十一县,而平阳府就辖有二十八县,因此迁民最多的是平阳府。当时洪洞县是平阳府所辖县中的人口大县,自然就成了迁民的集中地。隶属洪洞县的广济寺院落宽敞,更是易于官府移民局设局驻员、集结移民、发放川资凭照,当时大槐树旁的驿站便成了大移民的派遣站和出发地。据史籍《明史》、《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中的记载得知,从明洪武四年~明永乐二十年(公元1371~1422年年)的五十一年里,在大槐树下移民达十八次,分别迁往京冀、鲁豫、甘等十余省份,可见迁民数量之多,移民范围之广,在历史上是空间的。但从历史资料分析来看,有的迁民区域离洪洞大槐树远,而离所去的区域近,故有些移民不一定到洪洞集合,只要持有洪洞移民局签发的证件就行了。如泽州离河北较近,为什么会舍近求远呢?可以认为之所以认同共同的标志——大槐树,是客观环境在移民心理上的反映,共同的标志也许是一面旗帜,可以显示一种集体的力量,不会被当地土著或其他势力欺凌。这就是后来各地一说从哪里来,就说洪洞大槐树的原因。在《洪洞大槐树志》中有“谁是古槐迁来人,脚履小趾验甲形”。这是移民传说:即凡是从洪洞迁来之民,脚小趾甲中有一裂缝,好像是两个趾甲,不是古槐迁者无此特征。历时五十余处、近二十次的迁民,为初建的明王朝发展奠定了基础。人口相对均衡了,天下比较太平了,永乐帝的椅子也坐稳了。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永乐年间所迁之民达三百万之众。移民的方法和步骤大体是遣返或招募、军屯、商屯、民屯等几种。更多的还是釆用招募、征派等强制办法。俗话说“穷家难舍,故土难离”,再把中原、河北等地说得多么好,几年不纳粮……可谁也不愿意迁到外地去。明朝统治者只好制定了移民的条律。按“家有二丁抽一,三丁抽二,五丁抽三”的指令迁移,在移民集中点(如大槐树)签发“凭照川资”后,按官府指派的方向,在官兵的监护下,分别走向各地。由所到之地官府予以安置。
明王朝釆取的迁民安置政策主要有:
①是招募遣返,招令各地因战争而流亡的人民还乡生产,还乡者免税三年。量力开垦,只要官府验丁和验地后即归己业。
②是军屯,是全国是最大规模的屯田组织,由士兵充当屯田内的劳动力,起到守边和生产的双重作用。军屯的管理机构,是军队在地方建立的卫所组织,一部分守城,一部分屯田,解决军队所需的大量粮饷。明朝初期,军屯取得了很大成就,军士粮饷基本上自给自足,不用民粮,促进了社会稳定和解决了政府财政。明正统年后,军屯多转为民屯。到了明正统年间,北方的北元流亡政权和少数民族已归从于明王朝,大规模的战争已没有了,军屯自然被撤消。传说,军屯的移民都持有“占单龙票”,占单龙票有八仙桌般大小,周围都印有盘龙。
③是民屯,即由政府移民屯田。移民是屯田内的主要劳动者,带有明显的强制性,成为国家的佃农。与当地土著相比较,迁民受到歧视。如《明史·食货志》所述:“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诸州县土著以已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土著)先占亩广,屯民新占亩狭,故屯地谓小亩,社地谓广亩。清康熙年间的《永年县志》中记载,明初“京东洲县,则有社、有屯。土著曰社,迁发曰屯”。在史籍《明史》中称“太祖仍以元里社制河北诸州县,土著者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就是说在明朝初期,以屯、寨、庄、科命名的村落多是为迁民所设立居住的村庄,而不是土著。随着土地的起科(过三年该交税了),迁民与土著赋役不均的问题明显地暴露出来。
④是商屯,是指盐商组织的屯田组织,就是商人雇移民开垦屯田,以移民种粮收益缴纳盐税,这是一种既偷漏税赋,又剥削移民的屯田。至明弘治年初,商屯才基本上被解体。明朝政府强力推行的移民垦荒兴农政策,既巩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也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达到了恢复农业生产,巩固边防,安定社会的作用。移民促使耕地大面积增加。三年不纳税和政府提供移民耕牛、种子、农具等直接激发农民生产的措施,加快医治了因战争而造成的大面积的创伤,使明王朝进入了休养生息的良性循环中。移民后裔促进了各地文化教育的发展,是一次文化冲撞与交流,生存、发展、图强成为移民艰苦力学的目标。移民推动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步与变革。当年集合于大槐树下的移民不仅有平阳府洪洞县人,还有许多有属于自愿迁移的、强制迁移的、元军俘虏等,也有其他省份汇聚来的人等。但不管是什么情况,领到“凭照川资”者就必须迁往“凭照”上指定的地方,当时故土难弃,生离死别,自然少不了扶槐号啕,之后在官兵的催逼下踏上征程,再回首时,看到的只有大槐树和老鸦窝了。六百多年以后,留在众多迁民后裔中的唯一记忆就是:老家在哪里?洪洞大槐树!据残缺的《沧州洞氏家谱·序》记载,其先祖为一批元军战俘,蒙、汉、回、羌族人皆有,被聚拢于洪洞大槐树下,随洪洞移民一起迁移至河北沧州地区,当时大家一致决定改为汉姓洞氏、洪氏,以纪念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被遣散分开的,当时被分迁有至沧州、元氏、永年、万年……(记录残损)等州县的,其后裔子孙遂沿用洞氏、洪氏,世代相传至今。

洞姓洞氏分布

今河北省的沧州市、元氏县、永年县、万年县,陕西省的镇巴县,甘肃省的陇县,贵州省的大方县,台湾省的花莲县等地,均有洞氏、峒氏族人分布。

洞姓郡望

洪洞县: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在洪洞设置杨邑。汉朝时期置扬县,东魏初期置洪洞镇。隋朝时期置洪洞县,据说洪是大水,洞是疾流,因为此地靠近汾河,形容波涛澎湃。又据《旧唐书·地理志》解释,取义县北之洪洞岭。又据《山西通志》记载:“县北五里有洪崖古洞,县以洞名。”隋朝时期又在洪洞县北置赵城县,隋朝以后有所变迁,至1954年与赵城县合并为洪赵县,1958年洪赵县与霍汾县合并复称洪洞县。

洞姓

洞姓读音[洞、峒、桐,读音作dòng(ㄉㄨㄥˋ)],姓氏源于子姓。
中文名
外文名
dong

洞姓姓氏渊源

洞姓第一个

源于子姓,出自上古商王朝时期羌戎崆峒国,属于以氏族称谓为氏。崆峒族,古称西戎、空桐、羌洞,是以渭水上游、陕甘交界为中心的西部氏族集团,代表人物就是伏羲氏。史学家刘起釬指出:“西北本有创造了早期文化的原住民族,显然就是氐羌族的祖先。夏鼐先生在《考古学论文集》中把一些甘青境内的文化遗存定为氐羌族所遗,这是对的。”在史籍《淮南子·览冥训》中,称伏羲为“虑戏”,在据典籍《礼记·王制》中称为“西方曰戎”,在史籍《风俗通义·四夷》中则记载:“西戎有六……五曰鼻息。”“鼻息”即“虑戏”,“虑”字从虎,乃是古羌族的图腾,说明“虑戏”当是诸羌中的某一支,伏羲氏原属羌族,是当时居于先进文化的羌族首领。另外,伏羲的“羲”字从“羊”,“羊”羌族的图腾之一,也可推论其为诸羌之一支。
崆峒族在商王朝时,为其分封国。在史籍《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崆峒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崆峒族所在的方国即为崆峒国,曾为商契的后代所统治,臣服朝贡于商王朝,这一点在典籍《诗经·商颂·殷武》中有详实记载:“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日商是常。。”商人是东来的民族,为夷族的一系。商族先世与戎为婚姻,所以称为“殷戎”、“戎殷”、“戎商”。商族进入中原后,与他周围的土方、犬侯、虎方、羌方、风方等方国打交道,所以商族是在夷、戎基础上,吸收其他氏族部落融合而成的新的商族。很明显,崆峒族参与了这种民族的融合。由于崆峒族在商王朝时期为封国姓氏,在周王朝时期与王室通婚,因此成为十二部落联盟长,是周族战胜殷商的重要同盟军。随着战国末期秦国统一六国,方国部族已淡化直至消亡,但族以地为名,地以族为名,人以族、地为姓氏,是普遍的历史文化传承现象。至今,西北地区仍有峒氏、洞氏,当为古崆峒族的姓氏演进痕迹,这有待进一步考证。

洞姓第二个

源于官位,出自唐末五代时期官吏洞正,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洞正,是唐王朝对西南地区各民族势力群体首领赐予的官职称谓,秦、汉时期汉人称其为“洞主”、“峒主”,唐高宗李治始设其为“洞正”,以示恩宠和正统。洞正,亦称山主、堂长、洞长、山长,其后历代称谓各异。到元朝时期,中央政府在各路、军、州、府、县中均设置有“洞正”之官职,亦称“山长”,演变为专职负责掌管辖区民事教育。后在许多书院、学府中,亦设有“洞正”、“山长”之称,除了讲学之外,“洞正”或“山长”还要兼管庶务。到清朝乾隆时期,将洞正、山主、峒主、洞主、洞长、堂长、山长等统一更名为“院长”,不过,直到清朝末期,民间仍然习惯称为“洞正”或“山长”。
在洞正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洞氏。

洞姓第三个

源于地名,出自明朝时期山西洪洞县,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洪洞县位于今山西省南部临汾盆地北端,汉族为主,有蒙古族、回族、满族、白族等少数民族。据民国时期编纂的《洪洞县志》记载:“明洪武、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保安等处,树下为荟萃之所。”并在“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一些历史文献如《明实录》、《明史》、《续文献通考》等书都有初移民记载,民间移民记载更为丰富,晋、冀、鲁、豫、苏、皖、陕、甘等地大量的民间谱牒与墓碑、祠堂碑文也都有在洪洞县大槐树处移民的记载,这些资料说明,明朝洪武、永乐年间的移民,是中国历史上有组织、有计划的一项重大决策。这次移民对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恢复生产、开展经济、开发边疆、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以及尔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移民,可分为官方移民和自然移民两种形式。自然移民乃是百姓为逃避天灾战祸而自发的迁徙,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是两晋、南北朝时三百余年战乱,中原地区的人民大量逃往江淮一带;其次是北宋王朝灭亡以后,中原沦陷,士大夫及各族百姓随宋朝宗室纷纷南逃。这是历史上的两次较大规模的自然移民。而官方移民乃为历代政府基于军事、政治、经济等诸原因,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移民举措。就中国历代官方移民的历史来看,洪洞古大槐树处的移民,无论从时间、地域范围、组织规模上看,都是移民史上的颠峰,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移民。古大槐树处移民居之冠,古大槐树处移民后裔遍神州。
历史学家葛剑雄在所著《中国移民史·导论》一书中说:“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疆土,就没有中国文化,就没有中国历史”。而明朝永乐年前后的大移民,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不管是官方移民,还是自发移民。明朝时期洪洞大槐树处的移民,从时间、地域、组织等上来说,都达到了中国移民史上的高峰,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运动。元末明初的天灾人祸,已使北方(今华北中原)广大地区人烟稀少,千里荒败。据史载,元军败亡后就大杀民众,各地的农民起义队伍也是不择手段地杀戮征伐。时河南、河北、山东等地是“积尸盈路,十室九空”。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根据户部郎中刘九皋等人的建议:“迁山西泽(今山西晋城)、潞(今山西长治)、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太原府等地居民徙于河北、浙西及山西民于安徽、北平、山东、河南等地”。面对中原及北部边疆人力不支、久致荒芜的残破局面,明太祖朱元璋下诏迁民,实则是巩固明朝政权、尽快恢复生产的战略决策。就在这项迁民政策实施不久,明朝内部又爆发了著名的“靖难之役”。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遗诏立长孙朱允炆即位,改年号为建文。建文帝釆纳兵部尚书齐泰和翰林院修撰黄子澄的“削藩”建议,最终惹恼了叔叔燕王朱棣起兵夺位。这场长达四年之久的“靖难之役”,导致东西六百里,南北近三千里的数省几为丘土墟焉。清朝康熙年间的德州学者田雯在《十三连成歌》中记录了当年的战事之状:“连城城北十二城,村墟草木皆甲兵,旧鬼磨灭三百载,天阴雨湿青磷生,当时靖难戎马作,旌旗斜卷安陵郭,五十万师自南来,方山之野扫秋箨。”这次靖难之役,给本已荒凉的中原华北大地上又填上了厚厚的一层霜。在中原一带兵马厮杀、为争夺天下之时,山西汾河流域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一是当地有大将王保保的镇守,此将骁勇善战,足智多谋,抵挡了多次战乱。二是风调雨顺,人丁兴旺。据史籍《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时山西人口是河南、山东两地的总和还多,山西之地,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因此,明王朝决定“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当时明王朝划定的移民区域是辽州(今山西左权)、沁州(今山西沁县)、泽州、路州、汾州、平阳等六州五十一县,而平阳府就辖有二十八县,因此迁民最多的是平阳府。当时洪洞县是平阳府所辖县中的人口大县,自然就成了迁民的集中地。隶属洪洞县的广济寺院落宽敞,更是易于官府移民局设局驻员、集结移民、发放川资凭照,当时大槐树旁的驿站便成了大移民的派遣站和出发地。据史籍《明史》、《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中的记载得知,从明洪武四年~明永乐二十年(公元1371~1422年年)的五十一年里,在大槐树下移民达十八次,分别迁往京冀、鲁豫、甘等十余省份,可见迁民数量之多,移民范围之广,在历史上是空间的。但从历史资料分析来看,有的迁民区域离洪洞大槐树远,而离所去的区域近,故有些移民不一定到洪洞集合,只要持有洪洞移民局签发的证件就行了。如泽州离河北较近,为什么会舍近求远呢?可以认为之所以认同共同的标志——大槐树,是客观环境在移民心理上的反映,共同的标志也许是一面旗帜,可以显示一种集体的力量,不会被当地土著或其他势力欺凌。这就是后来各地一说从哪里来,就说洪洞大槐树的原因。在《洪洞大槐树志》中有“谁是古槐迁来人,脚履小趾验甲形”。这是移民传说:即凡是从洪洞迁来之民,脚小趾甲中有一裂缝,好像是两个趾甲,不是古槐迁者无此特征。历时五十余处、近二十次的迁民,为初建的明王朝发展奠定了基础。人口相对均衡了,天下比较太平了,永乐帝的椅子也坐稳了。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永乐年间所迁之民达三百万之众。移民的方法和步骤大体是遣返或招募、军屯、商屯、民屯等几种。更多的还是釆用招募、征派等强制办法。俗话说“穷家难舍,故土难离”,再把中原、河北等地说得多么好,几年不纳粮……可谁也不愿意迁到外地去。明朝统治者只好制定了移民的条律。按“家有二丁抽一,三丁抽二,五丁抽三”的指令迁移,在移民集中点(如大槐树)签发“凭照川资”后,按官府指派的方向,在官兵的监护下,分别走向各地。由所到之地官府予以安置。
明王朝釆取的迁民安置政策主要有:
①是招募遣返,招令各地因战争而流亡的人民还乡生产,还乡者免税三年。量力开垦,只要官府验丁和验地后即归己业。
②是军屯,是全国是最大规模的屯田组织,由士兵充当屯田内的劳动力,起到守边和生产的双重作用。军屯的管理机构,是军队在地方建立的卫所组织,一部分守城,一部分屯田,解决军队所需的大量粮饷。明朝初期,军屯取得了很大成就,军士粮饷基本上自给自足,不用民粮,促进了社会稳定和解决了政府财政。明正统年后,军屯多转为民屯。到了明正统年间,北方的北元流亡政权和少数民族已归从于明王朝,大规模的战争已没有了,军屯自然被撤消。传说,军屯的移民都持有“占单龙票”,占单龙票有八仙桌般大小,周围都印有盘龙。
③是民屯,即由政府移民屯田。移民是屯田内的主要劳动者,带有明显的强制性,成为国家的佃农。与当地土著相比较,迁民受到歧视。如《明史·食货志》所述:“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诸州县土著以已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土著)先占亩广,屯民新占亩狭,故屯地谓小亩,社地谓广亩。清康熙年间的《永年县志》中记载,明初“京东洲县,则有社、有屯。土著曰社,迁发曰屯”。在史籍《明史》中称“太祖仍以元里社制河北诸州县,土著者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就是说在明朝初期,以屯、寨、庄、科命名的村落多是为迁民所设立居住的村庄,而不是土著。随着土地的起科(过三年该交税了),迁民与土著赋役不均的问题明显地暴露出来。
④是商屯,是指盐商组织的屯田组织,就是商人雇移民开垦屯田,以移民种粮收益缴纳盐税,这是一种既偷漏税赋,又剥削移民的屯田。至明弘治年初,商屯才基本上被解体。明朝政府强力推行的移民垦荒兴农政策,既巩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也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达到了恢复农业生产,巩固边防,安定社会的作用。移民促使耕地大面积增加。三年不纳税和政府提供移民耕牛、种子、农具等直接激发农民生产的措施,加快医治了因战争而造成的大面积的创伤,使明王朝进入了休养生息的良性循环中。移民后裔促进了各地文化教育的发展,是一次文化冲撞与交流,生存、发展、图强成为移民艰苦力学的目标。移民推动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步与变革。当年集合于大槐树下的移民不仅有平阳府洪洞县人,还有许多有属于自愿迁移的、强制迁移的、元军俘虏等,也有其他省份汇聚来的人等。但不管是什么情况,领到“凭照川资”者就必须迁往“凭照”上指定的地方,当时故土难弃,生离死别,自然少不了扶槐号啕,之后在官兵的催逼下踏上征程,再回首时,看到的只有大槐树和老鸦窝了。六百多年以后,留在众多迁民后裔中的唯一记忆就是:老家在哪里?洪洞大槐树!据残缺的《沧州洞氏家谱·序》记载,其先祖为一批元军战俘,蒙、汉、回、羌族人皆有,被聚拢于洪洞大槐树下,随洪洞移民一起迁移至河北沧州地区,当时大家一致决定改为汉姓洞氏、洪氏,以纪念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被遣散分开的,当时被分迁有至沧州、元氏、永年、万年……(记录残损)等州县的,其后裔子孙遂沿用洞氏、洪氏,世代相传至今。

洞姓洞氏分布

今河北省的沧州市、元氏县、永年县、万年县,陕西省的镇巴县,甘肃省的陇县,贵州省的大方县,台湾省的花莲县等地,均有洞氏、峒氏族人分布。

洞姓郡望

洪洞县: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在洪洞设置杨邑。汉朝时期置扬县,东魏初期置洪洞镇。隋朝时期置洪洞县,据说洪是大水,洞是疾流,因为此地靠近汾河,形容波涛澎湃。又据《旧唐书·地理志》解释,取义县北之洪洞岭。又据《山西通志》记载:“县北五里有洪崖古洞,县以洞名。”隋朝时期又在洪洞县北置赵城县,隋朝以后有所变迁,至1954年与赵城县合并为洪赵县,1958年洪赵县与霍汾县合并复称洪洞县。